农民工生活秩序与市民化困境_潘华著_9787562199779

本书是作者在相关课题调研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全书针对农民工市民化这一热点问题，从行为与秩序之间关系的这一角度出发，首先对理性选择、感性选择、二元秩序（内部秩序、外部秩序）进行了理论阐述；其次结合以上理论，分别对农民工在的子女教育、城市适应、老龄化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现状阐述，并详细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本书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基于农民工的政策制定与行政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众所周知，农民工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现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入实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更加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改革开放41年来，中国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迁，工具理性化成为社会秩序的主要发展趋势。然而，作为夹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群体通过其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建构了既承袭传统又面向现实的日常生活秩序，使城市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受到被农民工群体移植到城市之中的、具有强烈感性化特征的乡村秩序的制约，从而使农民工市民化面临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社会秩序是由人们在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制约下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建构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其一旦形成就会对人们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形成制约。因此，社会秩序和社会选择行为之间具有互构共生的双向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选择既有受到理性意识支配的理性选择，也有受到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二者的共同展开建构了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秩序。其中，由理性选择的展开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是理性秩序，由感性选择的展开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是感性秩序，二者共同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
　　改革开放41年来，经济市场化不断向前推进是中国社会秩序发生变迁的根本原因。城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社会秩序理性化的步伐要比农村快得多。与此同时，城市的社会秩序是由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社会选择行为共同建构的。因此，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行为本身以及这个群体与城市环境、城市机构和城市市民之间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必然是与城市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和市场化相契合的理性选择行为，而这种理性选择行为的展开又为农民工群体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外部秩序的形成和扩展奠定了社会行动基础。
　　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出现松动和解体，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网络排斥而得到了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工群体需要通过加强内部联系从而维持生存和自身发展，由此使农民工群体内部秩序的形成具备了必然性。由于这一群体主要来自表现为风俗、习惯和习俗等的非正式制度仍然较为盛行的农村地区，以亲情性、熟悉性和圈子性为基本特征的感性选择行为是其重要的社会选择方式，而感性选择行为的展开为这一群体感性化的内部秩序的形成和扩展奠定了社会行动基础。
　　由此可见，理性化的外部秩序和感性化的内部秩序共同构成了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秩序，农民工的社会选择行为正好是这个群体的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之间矛盾冲突的真实写照，而农民工社会选择方式的变迁也正好反映了这个群体日常生活秩序的变迁。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的社会选择行为经历了从生存选择、经济选择到社会选择的变迁，其间交织着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得以形成和演化，进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迁。
　　截至2018年底，我国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2.8亿人，举家随迁、新生代成为主体、老龄化加剧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发展趋势，由此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和农民工老龄化成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着重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两为主”政策的出台和不断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10年以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济社会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党的□□□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实施，城乡融合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为应对农民工老龄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需要在这一大背景下对处于二元生活秩序中的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从而为走出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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