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_贾蕊华编著_9787566804648

　　《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人物评介》所选人物不是按照统计方法的数据模型分类，而是采取主观认同的分类法。基本考虑财富、文化和名誉等综合因素，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阶层的分类习惯，并结合人物在近代的影响力，将晚清人物分为宫廷人物、儒士、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商人、农民、秘密组织人物等进行评介。《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人物评介》重点不在于解决近代社会的阶层划分问题，而在于分析阶层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为观察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提供思考与借鉴。

　　如果说通史是历史的骨架，那么人物就是这骨架上的血与肉。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血肉之躯，没有历史人物对时代的悲与乐的体验，没有人物在历史河流中的潜伏与腾越，历史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和永恒的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历史人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英雄和思想巨擘。选择晚清历史人物作为课题，是因为晚清处于大变局时代，晚清人物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徘徊与追求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也影响着时代。他们在迷惘与困顿中彷徨，在与时代斗争的同时，也在尽力超越自己。整个转型过程既显示出他们刚毅的品性、执着的勇气、恒定的信念，又表现出他们的保守、迂腐和狭隘。当时世界发展进程对中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它要求中国以闪电般的速度改变自己，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抛开经济、文化的进化层面，仅就政治体制而言，晚清70年就经历了三次尝试和变革，纵观英、法、德、俄、日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政治改革速度史无前例。
　　基于通识教育的博通与精深相融合的双向要求，以及教学的学术性与普世性的双重标准，本课程的构思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1.处理好大学课堂的人物教学与影视传媒教育的差别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各类讲坛应运而生，其以浅显、风趣的讲述风格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对中国的文科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传媒发达，影视和小说是大众了解历史的主要途径。但是荧屏历史、小说历史与历史课堂的区别在于它们之间追求的最终价值不同。小说历史、荧屏历史追求的最高价值是艺术价值，因为有艺术价值才会有市场。历史被艺术化的前提是重新浓缩和艺术构建，演绎出来即戏说的部分。而课堂教学追求的是人的教育价值，它不追寻市场，不在市场中寻租。可见，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有本质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会随着大众文化层次的提高而逐渐变小。
　　但是戏说历史是有历史条件约束的，历史剧被赋予意识形态之后，戏说就不太自由了。如文字狱之下绝对没人戏说历史，尤其宫廷戏，更不能随便想象。封建时代的传统戏剧一般都是颂扬忠臣，反对奸恶，提倡忠孝。如历史剧中的白脸奸臣曹操，篡国谋权绝对该死。近代知识界由于肩负“开民智”的重任，非常提倡历史小说的教育功能。黄遵宪的“小说革命”带动了民国小说的发展。戏说历史小说最有成就的就是蔡东藩的11部经典历史小说，再加一部《慈禧演义》，从秦汉到民国的2116年历史，70万字。他的戏说一定是与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很久以来历史剧就是为政治和现实需要服务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日战争需要，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作品，批判国民党独裁和对日妥协。50年代，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反苏，出现了《蔡文姬》、《胆剑篇》等作品。历史剧《王昭君》是为了体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意在歌颂共产党干部的廉政为民精神，结果被认定是为彭德怀翻案，因而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有许多的历史人因为改编历史剧被打击、被批斗，从此文人远离历史剧。新时期的戏说历史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从20世纪90年代郑少秋的《戏说乾隆》风开始刮遍大江南北，到后来的《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记》、《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作品纷纷出场，《汉武大帝》、《大明官词》等也十分火爆。戏说历史是市民文化兴起的一种现象，也证明了文化的丰富和人民思想的自由。
　　但是晚清、民国史很少被戏说。因为这是千年剧变的时代，是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时代，造就了晚清人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往往集多重矛盾于一身，无法用一个词汇定格，所以争议很多，很难把握戏说的分寸，许多问题和观点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对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的考证。本课程引进最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观点和学术趋势，以弥补在传媒时代下历史文化大众化造成的学术认识不足，并让学生学会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看待现代我们的改革超前与滞后的弊病，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局变动。
　　2.突出课程人物群体的阶层特色在转型时期的表现
　　“阶层”在社会学研究中被用来指代社会结构划分中完全固定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占有方面分享类似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基于金钱、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政治权力以及威望等社会资源的人的不平等的地位划分，反映的是人们在财富、地位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差别。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我们不可能根据单一标准来划分社会结构。在讨论社会结构的划分标准时，大多数学者把经济标准作为主要标准，帕金划分英国社会结构时就十分强调财富的作用。但实际上，财富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良好的教育也是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教育资格是一种特权，它等同于拥有房屋、股份之类的有形财产。”阶级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是各种关系构成的一个系统。韦伯提出了由“阶级、地位和权力”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模式。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等更多因素也应当被考虑进来。社会等级表现为一种地位体系，它取决于相互影响的几个可变因素：出身、称号、财富、职业、生活方式和对权位的占有。
　　人们大多承认社会结构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血缘联系、婚姻、采取的生活方式、拥有的经济资源、职业、文化兴趣、活动范围以及心理感受等多种因素来划分社会结构。这样认识的结果，可能导致我们将社会阶层的划分看作一种主观上的归类，即社会阶层是以各阶层成员的主观认同为基础划分出来的。
　　本课程所选人物不是按照统计方法的数据模型分类，而是采取主观认同的分类法。基本考虑财富、文化和名誉等综合因素，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对阶层的分类习惯，并结合人物在近代的影响力，将晚清人物分为宫廷人物、儒士、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商人、农民、秘密组织人物等进行评介。本课程重点不在于解决近代社会的阶层划分问题，而在于分析阶层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为观察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提供思考与借鉴。
　　大多数晚清人物在近代与传统中寻求救国之路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本课程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的转变过程中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及阶层人物群的评介，来反映变局时代同一阶层的共性与互动和不同阶层间的互动与矛盾，反映出变革时代阶层人物的特征和不同阶层的人物对时代的意义，由此，深入展现晚清转型史。同时，要求我们以学者的修养和历史学家的眼光去审视他们，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体味时代与命运，在他们的行动和思辨中感悟历史。
　　3.突出近代人物在修身与人生实践方面的特色
　　晚清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时期，又面临着民族危机时期和文化转型时期的双重困境。近代中国人在保持传统文化价值和利用西方文化救国之间的困顿与选择的心理历程给了现代社会如何保持传统文化以无限启示。此外，当今大学的教育重点在于知识教育，突出问题是修身教育不足，造成学生的精神缺失。本课程通过对变局时代晚清人物个人修养和人生实践的精彩回顾，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人格精神，给学生以价值选择和人生实践的答案。
　　总之，本课程主要是加强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在自身发展与时代发展之间进行适当的人生定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短期的课堂讲解相对于整个晚清史或许是挂一漏万，不周之处，敬请见谅。

　　2.曾国藩的修身与生活准则
　　曾国藩受理学二元论和天命思想的影响极大。朱熹提倡先有理，后有气，精神产生物质。在《朱子语类》卷四中日：“气有清浊，人则得其清者，禽兽则得其浊者。人大体本清，故异于禽兽，亦有浊者，则去禽兽不远矣。”《朱子语类》卷四又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天。”这样，他把贤愚、富贵、贫贱都归结于“气禀”的不同，这一思想影响了曾国藩的修身思想。不过，曾国藩不全是天命观，他认为程朱的读书修身是改变命骨的好办法。他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术法，并言读书可以改变骨相。”
　　曾国藩20岁时，立志学做圣贤，自改原名“子城”为“涤生”。在京期间，他写下极端“二元论”的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齐家则可以推而治国、平天下。他中进士后又将名字改为“国藩”。他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刑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自己是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就伟业的人，在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他又对传统文化进行自我调节，并传布于后人。
　　关于做官与发财的问题，曾国藩认为“居家”胜“居官”。他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因而，务必“刻刻留心”，“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读书做官是科举时代一般家庭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曾国藩特立独行，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他认为：“凡天下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因此，为了防止家道败落，保持家道长久兴旺，他教诫弟侄子孙后辈读书要勤，但“不可时时为科举仕宦起见”。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不愿其为仕宦之家，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对儿女婚姻问题，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主张，“女儿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
　　曾国藩坚守克勤克俭的生活理念，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克勤克俭是他治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他说：“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强，惰则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而“习劳苦为办事之本”。曾国藩嘱其弟，“每用一钱均需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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