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玉集》是鲁迅编选的一部苏联版画家的作品集。
本书收录了苏联11位版画家的作品59幅。1934年初，鲁迅选出59幅作品，编成了《引玉集》，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该书以陈节（瞿秋白）摘译苏联楷戈达耶夫（A.DChegodaev）《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代序，鲁迅作后记，其中说：我在这三年中，居然陆续得到这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木刻，真是连自己也没有预先想到的。
在后记中，鲁迅收入了通过曹靖华请部分版画家写了自传，还从《苏联小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词条补充了法复尔斯基的传略，以便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版画家的生平。
由于当年出版的图书其中的版画作品都是鲁迅用中国的宣纸换来的，鲁迅取抛砖引玉之意，将其命名为《引玉集》。
《引玉集》收录密德罗辛作品3幅，克拉甫兼珂作品1幅，毕斯凯来夫作品9幅，法复尔斯基作品8幅，保夫理诺夫作品1幅，冈察罗夫作品7幅，毕珂夫作品6幅，莫察罗夫作品2幅，希任斯基作品4幅，亚历克舍夫作品14幅，波查日斯基作品4幅。
《引玉集》是鲁迅编选的一部苏联版画家的作品集。
鲁迅对于苏联版画的收集和介绍，始于1930年编辑《新俄画选》之时。这本被列为《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的画集，收录了苏联版画家的作品12幅。这些作品，都是从其他出版物上复制下来的，并非据原版拓印，因此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1931年，鲁迅开始有意识地收藏苏联的版画，这和他的青年朋友曹靖华有关。
这一年，鲁迅因为校改曹靖华所译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偶然在《版画》杂志上看到了载有毕斯凯来夫为这本小说做的插图，大感兴趣。此时的鲁迅，正在竭力倡导中国的现代版画运动，也想向众多的青年版画家介绍苏联的版画，便多次写信给正在苏联工作的曹靖华，委托他代为寻购。《铁流》木刻的图，如可得，亦希设法购寄。（1931年2月24日信）木刻既不能得，当将先前见寄之信片上之图印入。（1931年6月13日信）书中有插画四张，三色版之作者像及《铁流》图一张，地图一张，比之书局所印的营利之品，较为认真，也比德日译本为完备。《毁灭》则正要开印，除加上原本所有之画外，亦有三色版作者像一张，但出版也要在十一月。（1931年10月27日信）我想这一笔款，我力能设法，分两次寄去，兄只要买图画书五六十芦寄我作为还的就好了。（1932年1月8日信）
对于苏联版画家的劳动，鲁迅是非常尊重的，他特意问曹靖华如何支付报酬，曹靖华的回答是，在苏联，尽管原拓版画的价格不菲，但他们并不取酬，只希望获得一些宣纸就可以了。因为苏联的版画家们认为，拓印版画效果最好的就是中国的宣纸。为此，鲁迅特地选购了不少种类的宣纸以及日本的西之内鸟之子等高级的纸张，寄给曹靖华转给苏联的版画家们。
为了搜集苏联版画家的作品，鲁迅不仅花费了大量精力，而且还受到了不少刁难。比如在1932年6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就提到：邮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气的人，看见俄国两个字就恨恨，先前已曾碰过几个钉子，这回将小卷（引者按：指分作200小张的宣纸）去寄，他不相信是纸，拆开来看，果然是纸，本该不成问题了，但他拆的时候，故意（！）将包纸拆得粉碎，使我不能再包起来，只得拿回家。但包好了再去寄，不是又可以玩这一手的么？在信中，鲁迅对曹靖华说已经收到魏列斯基的石印《文学家像》及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的《画集》，但《康宁珂夫画集》尚未收到，请曹靖华去列宁格勒的邮局查询。鲁迅还提到：至今为止，收到的木刻之中，共有五家，其中的Favorsky和Pavlinov是在日本文的书上提起过了的，说F.氏是苏联插画家的第一个。但不知这几位以外，还有木刻家否？其作品可以弄到否？用何方法交换，希兄便中留心探访为托。鲁迅留心念念不忘那本《康宁珂夫画集》，在1932年7月5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又说：《康宁柯夫画集》及木刻十二张，至今没有收到，离开那三包寄到之日，已一个多月了，托人到上海邮政总局去查，也并无此书搁置，然则一定搁置或失落在别处了。请兄向列京邮局一查，因为倘若任其遗失，是很可惜的。
一方面不能及时收到版画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宣纸也不能顺利寄到，鲁迅时常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1932年9月11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纸张尚无结果，真令人发愁。我共寄了两大包，今日从日本又寄出两包（共二百张，总在六百启罗以上），都是很好的纸，而寄发也很费事。终于，在11月14日，鲁迅收到了曹靖华寄来的苏联木刻家传略和一些木刻作品，回信中并询问取了这许多作品，对于作者，不知应否有所报酬，希示知，以便计划。在11月25日的信中又说：至于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现在要踌蹰一下的，只是经济问题，但即使此后窘迫，则少印几张就是，总之是一定要绍介。所以可否请兄就写信到那边去调查一点，简略的就好，那么，来回约两个月，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关于Kravtchenko的，记得兄前寄我的《Graphika》里有一点，或者可以摘译。
对于附有插图的文学作品，鲁迅也是格外留心，尽力去搜集。1933年2月9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前回曾发一信（忘记月日），托兄再买别德纳衣诗（骂托罗茨基的）之有图者一本，又《文学家像》第一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鲁迅对于这些版画作品评价甚高，认为中国及日本，皆少见此种木刻也。
据鲁迅的日记，从1931年12月8日到1933年11月14日，鲁迅通过曹靖华收集到了苏联版画114幅（其中《铁流图》有四幅重出）。
在搜集过程中，鲁迅还经历了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所幸的是，这些版画完整无缺，未遭劫难。随着作品的增多，鲁迅所想到的是：但这些作品在我的手里，又仿佛是一副重担。我常常想：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至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但秘之箧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因此，鲁迅决定将一些作品编辑成书，意在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
1934年初，鲁迅从中选出60幅作品，编成了《引玉集》，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该书以陈节（瞿秋白）摘译苏联楷戈达耶夫（A.DChegodaev）《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代序，鲁迅作后记，其中说：我在这三年中，居然陆续得到这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木刻，真是连自己也没有预先想到的。
在后记中，鲁迅收入了通过曹靖华请部分版画家写了自传，还从《苏联小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词条补充了法复尔斯基的传略，以便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版画家的生平。
由于书中的版画作品都是鲁迅用中国的宣纸换来的，鲁迅取抛砖引玉之意，将其命名为《引玉集》。
《引玉集》收录密德罗辛作品3幅，克拉甫兼珂作品1幅，毕斯凯来夫作品9幅，法复尔斯基作品8幅，保夫理诺夫作品1幅，冈察罗夫作品7幅，毕珂夫作品6幅，莫察罗夫作品2幅，亚历克舍夫作品14幅，波查日斯基作品4幅。在书的版权页上，鲁迅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一九三四年三月，三闲书屋据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罗版翻造三百部，内五十部为记念本，不发卖；二百五十部为流通本，每部实价一元五角正。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代售。
这本书，是鲁迅委托内山书店在日本东京洪洋社印刷的。鲁迅1934年5月
23日日记：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运送泉三百四十元。在当时，34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鲁迅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可见其对苏联版画家的看重和扶植青年木刻工作者的良苦用心。
为了使这本书能有一个较好的销路，扩大影响，鲁迅亲书广告，为：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板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这则广告，刊于1934年6月1日《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的广告栏。
《引玉集》是鲁迅晚年编辑的第三本版画集，前两本分别是《梅菲尔德士敏土之图》和《北平笺谱》。对于鲁迅的这种不遗余力的引进和介绍中外木刻，有些人并不理解。正如鲁迅所说：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历史和现实证明，鲁迅所编辑的《引玉集》以及其他版画书籍，对于引进刚健质朴的文艺，对于挖掘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新生的中国木刻运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艺术圈子里，人们会时时感到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此时，看看鲁迅编选的《引玉集》中的作品，就会变得清醒许多，就会在标准的把握、尺度的衡量上客观一些，准确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重新出版这本书的一个考虑。
刘运峰, 1963年4月出生，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传播学会编辑出版学分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天津市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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