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今解》吸收语言论转向以来的现代思想成果，从天真性与建构性两方面，颇具新意地阐述文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客观地在语言论视野中接通这两方面，表明建构既然归根结底是语言符号在建构，便是被叙述的过程，即文学在深层次上发挥语言创造能力的过程。文学由此逐渐不限于名词性狭义，而日益成为一种活的思想方式。本书适合我国高等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在今天的教与学，也可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刘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个人学术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荣获教育部第十五届高等院校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一等奖，以及其他20余种荣誉奖项。

绪 论
一 理论的本义
二 从天真性到建构性
三 文学是一种活的思想方式
上 编 天真的文学
第一章 文学的源流
一 文学观念在中西方
二 历史走向：从杂到纯
三 由此看文学狭义与本义
四 文学本义的实质与原因
五 当今走向：从纯再到杂
第二章 文学的性质
一 日常活动：在大于说
二 科学活动：说大于在
三 文学的前提：说与在统一
四 文学的说与文学的在
五 文学由此与人生同构
第三章 文学的功能
一 再现功能：形象与认识
二 表现功能：情感与体验
三 显现功能：悲悯与见证
四 中西文学功能比较
五 中国文学功能反思
第四章 文学的叙事
一 叙事语言：文学用什么讲故事
二 叙事视角：文学如何讲故事
三 事件与叙述的分离及意义
四 叙事要素：文学讲谁的故事
五 叙事声音：谁在文学中讲故事
第五章 文学的抒情
一 隐喻的实质
二 这一实质的意义
三 中国抒情传统的成因
四 中国抒情传统的成就
五 中国抒情传统的局限
第六章 文学的想象
一 人为何需要想象
二 想象区别于联想与幻想
三 何为文学想象
四 想象由此具有情理逻辑
五 文学如何想象
第七章 文学的虚构
一 虚构的意义
二 虚构与事实
三 虚构与经验
四 虚构的动机
五 实现动机的理由
第八章 文学的语言
一 与日常语言的区别：陌生性
二 与科学语言的区别：多义性
三 多义性带来看护与倾听
四 陌生与多义未干扰真相
五 意义：从工具到本源
下 编 建构的文学
第九章 文学与时代
一 文学的古典、浪漫与现实
二 文学的现代
三 文学的后现代
四 这一演变的实质
五 这一演变的两重性
第十章 文学与政治
一 政治的狭义与广义
二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
三 文学的非意识形态性
四 文学与权力：重建政治
五 审美阅读与解码阅读
第十一章 文学与性别
一 文学的建构与意义
二 文学的建构途径
三 性别写作的成因
四 性别写作的特征
五 性别写作的问题
第十二章 文学与文化
一 何为文化
二 文化研究的内因：语言—符号
三 文化研究的外因：历史—权力
四 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
五 面对文化，文学何为
第十三章 文学与批评
一 侧重世界的批评
二 侧重作家的批评
三 侧重作品的批评
四 侧重读者的批评
五 理论的批评
第十四章 文学与解读
一 印象：从发生到发展
二 先见：从消极到积极
三 区分点：自我反思意识
四 解读的过度与适度
五 解读与转写
第十五章 文学与学术
一 文学走出建制与进入他者
二 文学如何进入他者：从能指到所指
三 文学进入人文学科
四 文学进入社会科学
五 文学进入自然科学
第十六章 文学与理论
一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二 从理论到后理论
三 后理论的既有思路
四 后理论的新思路
五 从理论地做文学到文学地做理论
附 录 一 文学理论重要知识点索引
附 录 二 课程进一步研修参考书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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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从有了学科建制意识的近代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文学理论一直是具备着稳定研究对象与方法的专业学科。按美国现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影响深远的经典界定，文学研究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部分组成，文学理论主要“研究文学原理、范畴、标准等方面”[1]。这一定性意味着文学理论是不容置疑的“文学的理论”，也使初学者心目中形成了对文学理论学科的通常印象。
但是，文学理论的上述稳定格局自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被打破了。如前所述，文化研究兴起，以符号对意义的自由创造能力而突破了文学的边界，大大延伸至各种文化现象并打开其广阔空间，对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构成了巨大冲击力，由此带来的每每以种族、阶级、性别、意识形态等大词为主题的理论，以很新的面貌逐渐进入了文学理论界的视野。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出版于1997年的一部新著中，用一个词将它们与传统习见的“文学理论”区分开来，这就是“理论”。卡勒认为，“文学理论”指涉及“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的系统解释”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界说并未过时，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纯粹的‘理论’”，这种纯粹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2]，而已使文学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得只研究“文学理论”的传统格局，在晚近正向研究“理论”的新格局嬗变。比起前者来，后者可以合法地不去联系具体文学现象而存在。这也是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使传统文学理论界深深感到异趣与艰涩的原因所在。总之，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变成了理论（Theory），[3]“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4]。何以会出现这种演变呢？
因为同样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文学的建构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自明的天真性而成为文学研究的主题。语言论思想的积极推动，使符号的意义创造功能逐渐越出文学范围而几乎变得无所不在，向影视、广告、传媒与网络等文化领域大力延伸，它们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俘获消费者的心而征服大众？当然是由于它们中都蕴藏着类似于神话力量的深层结构，也由此“支配表层现象的深层结构越来越多地被设想成权力”[5]，权力的建构与对权力的解码便成为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聚焦点——必须注意，上述文化现象的根因始终还是语言论思想，而这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共同源泉，只不过在文学理论研究的名义下，我们现在研究着因视野的极大打开而面对的丰富文化现象，它们与文学无关，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显得越来越疏离文学，实际上变成了文化理论或者说批评理论。所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新局面：文学理论自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以形形色色的非文学话题与内容为自身研究对象。为了醒目地标示文学理论研究的这种新形态、新阶段与以往传统形态、旧阶段的区别，学术界便用“理论”一词（在西文中首字大写）替代“文学理论”一词了，“理论”也可以被称为文化理论或批评理论。这种演变因而有明晰的学理发展轨迹可循。
二、从理论到后理论
理论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又进一步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后理论（Post-Theory）。什么是“后理论”呢？它是“理论之后”出现的反应。随着英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引人注目的新著《理论之后》在2003年出版，关于“理论之后”的各种探讨逐渐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议题，后理论可以看作是理论家们对于这一议题的回答的总称。
出现这一新演变，当然与理论在自身发展进程中显示出的问题及其所引发的反思有关。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理论基本可以视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或者说理论以文化研究为自己的必然性质。由于文化研究致力于对文化现象进行解码，意在揭示出隐藏在文化现象之下的、权力化的深层结构并解开其建构过程，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如前面的章节所指出，权力的建构过程就是广义的政治，这就必然使理论呈现出政治化的色彩与面貌，简言之，理论注定在本性上就是政治的。伊格尔顿便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文学理论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那种企图使它充分区隔于其他社会文化思想的想法只能是“幻觉”[6]。文学研究在理论的视野中、特别是世纪之交越来越热衷于社会学路数，原因便在于此。这也正是当今国际上的大学文学系中往往充满着政治学派的声音的原因。既然是政治的，便不可避免地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正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精辟指出的那样，政治性的解放叙事是宏大叙事的一种，而宏大叙事是历史上一切形而上学的基础。经验常识也不难使我们明白这点：政治总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权力因素的存在便始终呼唤着进一步的批判与反思。这些反思不仅体现在对理论愈来愈疏离文学作品的忧虑，而且体现在对理论中每每显得愈演愈烈的政治诉求的警惕，“学术左派”等与之相关的讨论，已在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继续合理地往前走，便顺理成章而合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怎样立足于“理论之后”的时代语境来建设后理论，由此遂成为摆在了我们面前的新议题。
三、后理论的既有思路
文学理论的后理论之路可以怎样展开呢？让我们先来考察两条既有的、富于代表性的后理论建设思路。
第一条思路来自伊格尔顿。他出版于2003年的《理论之后》引出并启动了后理论探索之途。这本小册子梳理总结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但不认为应就此终结理论，因为理论提供的特定切入角度，恰是文学获得有效理解的一条必由之路。拥有精英理论家身份的伊格尔顿未流露出丝毫放弃理论的意思，相反，在诸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之类宣示中，他不仅继续谈论着客观性与真理，而且在最后得出了后理论建设之道，即“理解它(引者注：指理论)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7]。换言之，理论之后在他看来，意味着让文化理论挣脱宏大叙事。
伊格尔顿固然正确指出了现有种种文化理论在犯宏大叙事方面陷入着某种共同的困局，但他留下的疑点也十分显见。从某个意义上看，难道文化理论本身不正是也只能是一种宏大叙事？按利奥塔，宏大叙事，包括政治性解放叙事与哲学性思辨叙事，两者都属于形而上学话语。如前所述，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确实呈现出政治方面的积极介入姿态，往往在外观上愈来愈脱离具体的文学艺术，热衷于借谈论文艺推销自己，到文艺作品中去试验自己，每每以艰深晦涩的形态引起艺术家与读者的困倦乃至反感。如此看来，文化理论确实成其为一种变相重蹈着宏大叙事的知识话语，要求它依靠自身跳出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失据。因此，我们暂时看不出伊格尔顿这个后理论建设方案如何顺利落实。有无他法可循呢？
第二条思路是被伊格尔顿作为反例提出来的：反理论。既然文化理论已暴露出诸多作为宏大叙事的不足，反抗它对于具体文学艺术现象的粗暴干预，便成为一些学者愿意采纳的后理论思路。除被伊格尔顿提到的美国思想家理查德·罗蒂与斯坦利·费什，受到关注的声音至少还包括美国理论家兼文学家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我们注意到，最后一种声音并未一概反对理论阐释，而只是在批评那种动辄以解码为己任的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的丰富意义的僭夺。[8]在此思路下推出的后理论归宿，恐怕只能是回到韦勒克意义上那种以文学原理、范畴与标准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然而，依然如前所述，相对于后起的文化理论而言，这恰是理论之前的状态，如果后理论就意味着反对文化理论而回到文学理论，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文化理论当初出现的因缘呢？它本就是鉴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局限而出现的，呈现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现在又让它倒过去回复文学理论，它便在不断取消自身成立基础的前提下让自身不断向某个目标回复，这种回复行为本身便自相矛盾，严格而言是无从谈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案还极容易滑向习焉不察的极端，即反对理论思维本身。桑塔格等人只就文化理论的某种弊端表示隐忧，所进行的反思都有特定的指向。另一种尤其来自国内学界的声音却常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这点，而流露出对理论活动本身的厌恶与排斥情绪。这是值得警觉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反理论倾向，并将之概括为“实践理性主义”[9]、“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10]、“实用理性”等，[11]它构成我国文化的独特特征。然而，反理论情绪何尝不可能落入另一种隐性宏大叙事？道理很简单，从历史上看，反理论情绪作为一种反智论立场，常常不乏被权力利用之处，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思想传统中反智识主义的深刻揭示即为明证。可见，后理论若沿循反理论的思路进行规划，仍无法为人文思想在新世纪的重度出场奠基。
在上述两条不尽合理的既有思路之外，还有第三条后理论建设思路吗？鉴于前两条思路或偏重理论的一面，或偏重文学的一面，都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我们不妨有趣地追问：有没有可能找到理论与文学的结合地带呢？
四、后理论的新思路
对此的回答是乐观的。因为晚近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呈现出一种新变，那就是文学的思想方式正逐渐渗入理论的书写，这启示我们，用文学的思想方式来研究文学理论，文学地做理论。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的统治》。在这本书里，辛普森致力于揭示他眼中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醒目特征，即文学性话语方式正在并且还将进一步“统治”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他的分析表明，当身处后现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并非截然相对的两种东西，它们完全可以且应该发生关联，成为一体。文学的术语概念正成为学术研究也乐于、惯于采用的术语概念，文学批评的一系列方法也正逐渐走进人文学术研究的视野，变作后者安身立命的血脉。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后现代学术著作中也开始频频使用文学的显著方式，例如讲故事。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批评诸学科领域，均不同程度地以讲故事为展开学术论述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历史学，其叙述大量使用着文学擅长的那种混淆真实与想象的叙事方式，例如在文学修辞意义上对各种细节的叙述，以淡化历史的距离感。同理，在哲学与其它领域的学术书写中也出现了讲述故事之类文学方式，文学性隐喻等元素在哲学书写中屡见不鲜。此外，受到后现代学术推崇的基本方法，还包括自传、商谈及维持商谈的趣味性奇闻轶事等。自传是文学常用体例，如今也被以相仿的形式运用于学术书写中。所谓商谈，即学术写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后现代学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智慧，来最大限度地维系这种对话的有效性，不能不借重于文学性的想象能力，它带来理解的亲缘融合，营造出一种类似于读文学作品时惯会获得的体验。而在商谈中，奇趣逸事充当着重要的兴奋剂，发挥着刺激商谈进程的作用，以文学化的戏剧性方式增进对话双方的沟通，实现学术的承诺。
纵然如此，辛普森谈论的尚只是文学性对一般人文学术的渗透。理论包含于人文学术，却毕竟还需对自身何以拥有文学性特征作出更具体的合法性论证。乔纳森·卡勒引人注目地承担了这项工作。在问世于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性》一书里，他沿着辛普森已提供的思路继续关注理论与文学性的结合，指出在这个已被不少理论家宣判为“理论死了”的时代，理论可以从文学何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兴味这点上获得根本启示，寻求让自己以新形态继续稳健存在下去的发展前景。卡勒分析道，文学不是靠理论式的冰冷生硬的外壳、而是靠自身特有的结构激发人解释它的冲动与兴趣，这是一种让指涉对象与表述语言结构本身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一方面，文学通过语言表述来指涉某个对象，形象就是这种指涉的成果。另一方面，文学又促使人对展开该指涉过程的语言表述本身发生兴趣。在这里，文学既是表述的客体，也是自为的主体，正是这种两重性永恒地逗引着一代代人对它产生持久而始终新鲜的解释兴趣。以此为参照系，文化理论是否可以考虑借鉴文学的这种特征呢？卡勒以为是可行的。那意味着，理论的持续之道也在于激发其自身融个别与普遍、情境与理路于一炉的文学性，进而赋予人们进入它的兴趣。有学者很好地概括道，“对普遍推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道德理论的信任不足以完全说明人类所面对的境遇的复杂性和道德选择与两难。小说叙事具有个体的、截然不同的人物，关于环境的细节化的详情，以及错综复杂的情节，因而提供了一个与道德评价相关的要素网并提供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适当地使显著的事实与环境复杂化、集中化。”[12]这让人产生心往神追的激动。文学性便由理论的对象逐渐嬗变为理论自身的特征，文学进入了理论。
这样，我们看到一种国际范围内正微妙展开的学术前沿发展趋势，即理论的文学性。对“理论之后”似乎已遭遇瓶颈的理论，它不失为新生的机遇。后理论的第三条、也更合理的建设思路就从此起步。
这条新思路，同时包含着更为合理可取的研究观念与方法。首先，在观念上，文学进入理论，意味着理论研究有必要重视复杂性思维。将理论还原为问题，正是为了避免理论常见的那种简化倾向，防范其作为思辨叙事容易落入的大叙事形而上学窠臼，看护住问题的客观全貌，这种看似革新的努力实为理论的返璞归真。因为，与后世以直线、透明与简明为标志的纯粹理性相反，人类原初的智慧乐于保存复杂、易变的偶然因素，呈现出注重复杂性的迷宫思维特征，成为人类最初的叙事形式。这样的叙事，本质上乃是一种寓严肃于轻松、回归生活世界的游戏。如果联系荷兰著名思想家赫伊津哈有关“文化乃是以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从一开始它就处在游戏当中”的著名思想来看，[13]有理由确认，文学性叙事正是理论文化的源头。确实，问题本身从不为某种理论而预设，被复杂的问题所相应决定了的复杂性，才是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常态。人为的抽象与化约，虽为理论思维惯于采用，却每每可能并不曾真正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问题本身。科学主义在当今思想视野中的式微，便有力证明着这类清晰的简明的可疑。基于此，文学恢复着理论的复杂性，便为一个价值失范的时代主动保存着世界的真理性。其次，在方法上，文学进入理论，则意味着重视个体性与个案性的协同参与。文学故事的叙述，在传统理论研究与教学格局中似乎显得别致、另类，但其实却属于现代理论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试图确保理论的文学性，我们就必然是立足于个体本位而讲述着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故事，这是一条理论从宏大叙事中拉回来的行之有效之道。美国著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并不是文学理论著作，但其对神秘经验的个体体验性描述无疑值得文学理论思考与借鉴。然而，受“反思重于描述”的古典传统观念掣肘，这种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必要的伸张，每每被视作对理论的干扰，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德国思想家狄尔泰有关人文研究较之科学研究更应重视体验与理解的方法论原则。与个体性相映成趣的是个案性。作为问题与理论的中介，个案内含着问题的逻辑脉络，可以被理论作生动的叙事，有了它，一种文学性谈论变得可能。美国著名思想家弗洛姆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也不是文学理论著作，但其中所关涉的爱生性思想，却堪称是注重人的生存活动的现代文论的重要资源，当面对作者围绕希特勒的“恋尸症”这一经典个案展开的精彩叙事时，我们对个案将使文学性来穿透文论这点获得了确切的信念。这是一条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来有机整合以往文学理论问题的后理论之路。
文学进入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将理论对于人的关怀落实于个体心灵。因为文学的思想方式即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它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更合理调整，如前面的章节所述，通过故事来获得记忆，正是现代性思想特征。文学进入理论，由此积极地演化为后理论时代人文学术的前景。


[1] [美]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 [美]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3] James Seato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Postmodernism: The Humanistic Alterna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5.
[4] [美]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96页。
[5] [澳]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6]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7] [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页。
[8] [美]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9] [德]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10]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11]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12] [美]考斯梅尔：《味觉》，吴琼、叶勤、张雷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6页。
[13] [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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