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百科（全彩）_张乎安；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英国DK出版社）_9787121250361

DK《政治学百科（全彩）》内容简介：自由与平等，究竟哪个更重要？权力和权利，你能分得清吗？什么是较好的政治制度？这世上真有正义的战争吗？古往今来，人类始终在无休止地追问这些问题，而古今中外各家各派也都众说纷纭，政治的学说已蔚然大观。
这本DK《政治学百科》语言通俗易懂，用短小精悍的诠释解析“高大上”的专业术语，用清晰明了的图表逐步攻破复杂的理论，引述的名家之言为你带来设身处地的体验，点睛之图丰富了文字之外的观感。
无论你是政治学大门外的“小白”，门内徘徊的专业学生，还是大堂之中的名师高人，都能在这本书中享受一场政治学的饕餮盛宴。

　　如果人人都能心想事成，那么也许这世上就没有所谓的“政治”了。你会在本书中发现，人们对于“政治”有太多不同的理解。然而，无论你偏爱哪一种理解方式，你都必须承认，让每个人心都想事成是不可能的。相反，为了获得心仪的东西，人们不得不与他人角逐、竞争、妥协，甚至战斗。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会逐渐提出一些话语，来向人们说明为什么自己的追求是正当的，而别人的追求是不正当的。它可以是一套关于个体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说辞，也可以是一种关乎权利、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观的话语。所以说，从一开始，“政治”这项实践活动就与各种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人们总是通过这些观念，来维护自己的政治诉求，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
　　但若要就此判断“政治”就是些关于政治的思想的话，那也未免以偏概全了。有人就提出，政治可以被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人通过何种方式，于何时何地获得什么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就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挑战的回应；而且由于政治必然是一种非个人的现象，因此它也暗示着集体行为优先于个人行为。然而，以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流派认为，政治绝不只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满足物质需求的各种动作；它还应该包含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复杂的问题：谁应当统治这个社会？他应当拥有怎样的权力？与家庭和宗教等权威来源比起来，政治的统治又有何独特的正当性？
　　亚里士多德声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并不是想说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会比离群索居过得更好，而是认为思考和参加公共事务的决策，本身就符合人（参与政治）的自然天性。因此，他认为，政治不是一种争名夺利的行动，而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人们能通过政治来决定要遵循怎样的公共规则，确立要追求怎样的共同目标。
　　政治道德主义
　　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政治：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女人、奴隶和外邦人被他明确地排除在外。虽然如此，他的一个基本观点至今依然引人共鸣，那就是，政治是人们为着某些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进行的集体性活动。但是，共同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自古以来，众多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就对政治能够或应该做什么提出过各自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以讨论政治目标为主的话语，在政治学中叫作政治道德主义。
　　在道德主义者们看来，政治乃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分支，所以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政治思想家。政治道德主义者呼吁，政治活动应致力于实现某些实质性的目标，而政治安排应当用以保护某些特定的事物，其中就包括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快乐、友爱或民族自决等政治价值。而道德主义者中走得最远的一部分人，还创造了一幅理想的政治社会图景，名唤乌托邦。乌托邦这一名词来自于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出版的著作《乌托邦》；在该书中，作者就描绘了他心中完美国家的样子。乌托邦式的政治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而到了今天，仍有一些现代思想家还会用它来阐明思想，例如罗伯特·诺齐克。不过，另有一些理论家却认为，乌托邦式政治思想十分危险，因为历史上就多次出现过用它来为极权主义涂脂抹粉的例证。但无论如何，从好的方面看，乌托邦思想是人们对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向往和努力。本书将要论及的众多思想家中，也有不少人曾利用这一理念来论述人们值得追求和保护的价值观。
　　政治现实主义
　　然而，政治思想中还有一大流派并不认为政治就是传递和实现自由和幸福之类的价值观的；相反，他们主张，所谓政治，就是关于权力的那些事。在他们眼中，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实现目标、打倒敌人或维持现状。如果没有了权力，那无论你的政治价值多么高尚都没用。这些着眼于权力而非道德的思想家，我们称他们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对人性总保持阴暗的怀疑态度，并把话题集中在权力、冲突和战争上面。在权力问题上，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大概要数十六七世纪的意大利人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和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了。他们生活在各自国家战乱纷飞的年代，这很可能对他们的思想倾向产生了影响。其中，马基雅维利认为，人就是“忘恩负义的骗子”，既不高尚，也不正直；他提醒人们，脱离了权力玩政治是十分危险的。而在霍布斯看来，人类在进入社会前那没有法律约束“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只有主权者获得“社会契约”赋予的绝对权力，才能把社会从这种残酷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这种对权力的关怀并不是那个年代独有的风景，如今，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也同样关注权力的来源和实践。
　　政治谋略
　　现实主义和道德主义都算得上是一种宏大的视角，它们都希望从整体上来把握政治实践及其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然而，并非所有的思想家都会采用这种广阔的视角来看问题。除了前面两种外，政治学中还有一个历史同样悠久的门派，他们对政治中的实际操作和趋利避害之术发表了高见。他们认为，既然战争和冲突将永远无法避免，既然自由和平等价值间的争论也永远无法平息，那么我们何不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以及任贤使能的事务上更费点心思呢？例如，先秦思想家孔子就对负责为君王出谋划策的辅臣应当具备的德性与贤能进行过深邃的探讨。
　　意识形态的兴起
　　政治思想有一种衍生品叫作意识形态，它的一个分支话题就是探讨为何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可以追溯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他们解释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如何随着社会实践和制度的变化而产生差异，还分析了同一概念的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何不同。
　　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制是一种危险且容易腐化的体制；而在大部分现代人看来，民主却是最好的政权形式。你看，当今各个威权主义政体国家的民主呼声不是都很响亮吗？还有许多例子，例如，人们曾经认为奴隶制是天经地义；又如，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社会会认为女性应该被赋予公民权。
　　那么，是什么让“平等”这样的概念变得重要，而像“奴隶制”和“君权神授”之类的思想失去支点的呢？马克思对此的解释是，思想意识总是受阶级利益的影响。那么，各个阶级迭次兴衰，其利益此消彼长，也就影响了这些“主义”的起伏变化。当然，阶级利益并非是意识形态的唯一来源；有不少政治思想甚至可以直接从意识形态内部发展出来。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就从各自内部演变出了许多新的分支。
　　有批评者指出，如果观念仅仅只是历史进程的一种反映，那就必然意味着，历史中的个体都只能扮演极其被动的角色，这样一来，理性的协商与辩论的意义就极为有限了。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之争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决定胜负的因素主要在于谁热情更高而非谁更有道理，并且，成王败寇，赢球才是硬道理。所以这让许多人担心，意识形态将会导致最糟糕的极端现实主义，为了意识形态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争取胜利。意识形态政治仿佛就是不可调和的敌对阵营之间一场无休止的永恒斗争。
　　马克思提出，随着技术发展消除物质匮乏的问题以及工人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政治冲突的各种问题将会得到解决。然而，20世纪的历史却表明马克思的估计太过乐观了，因为革命的结果往往是前一个专制政权被下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而已。在许多人眼中，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都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乌托邦道德主义罢了。
　　关于未来的争论
　　在黑格尔看来，政治思想是各个国家、文化和社会运动的抽象表现形式。而若想理解这些思想以及思想所反应的政治过程，你就必须要对它们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它们演变成如今这副样子的来龙去脉。同时，黑格尔还认为，人们不能对历史的走向做出精确的预判。
　　在罗马神话中，“密涅瓦的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而在黑格尔看来，“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智慧和认识要靠事后的反思才能实现。黑格尔曾提醒过，请那些在历史前进方向问题上指点江山的人不要太过乐观。我们总是容易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有史以来最为先进、开明和理性的时代，因为人们看到法治、人权、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价值已经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在本书之中，你会发现，这些思想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而且也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随着帝国主义的衰落和殖民主义的式微，过往的80年历史里人类见证了又一批新兴国家的诞生。比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都分裂出多个新的国家；而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正在争取独立国格，例如魁北克、加泰罗尼亚、库尔德和克什米尔等。当然，既然有国家要追求独立主权，就会有另一些国家要寻求合作与结盟。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见证欧盟的诞生，在它的垂范之下，还有更多的国家开始寻求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的地区性合作机构，等等。
　　这样看来，过去盛行一时的国家主权概念，就在如今这个活跃着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和区域合作组织的时代里显得有些缺乏解释力了。这也许正印证了黑格尔的这句话：人们不要妄自预测未来。而且，在我们这一代的理所当然的思想，很可能在以后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因此，要读懂当下的世界，就要弄清历史长河之中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这些过往的思想不但能够为当下的现象提供洞见，还能时刻警醒我们不要对自己的价值观太过自以为是；同时，它还会告诉我们，人类有可能继续发明出其他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既然还会有新的权力形式出现，那么对于这些权力进行分配与监管的方法和思想就都还会应运而生。政治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在关于政治的讨论之中，没有谁会是局外人。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人们所说的古希腊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国家，而是由一批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邦国所组成的集体，每一个城邦（polis）又都有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有一些实行的是君主制，比如马其顿；而有一些则是民主制，它们的一大特征就是能让部分公民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而这一政体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雅典。
　　亚里士多德在马其顿长大，于雅典求学。这些在不同政体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城邦”概念了如指掌，对人们关于“城邦”的不同理解熟稔于心；而他出众的分析能力更使他能洞悉各类城邦的优劣所在。他在爱奥尼亚时，曾根据动植物的特征对它们进行分类；而在他看来，伦理学和政治学（同动植物一样）也属于自然和实践科学的范畴，因此分类的研究技巧对此二者也同样适用。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认为知识来源于思辨推理，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知识来自于观察和分析，所以政治学应当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并且要像研究自然界那样运用分类法来对资料进行分析。
　　人天生的社会性
　　亚里士多德观察发现，人类有组成社会单位的天性：个体聚合在一起组成家庭，家庭聚合形成村落，而村落最终构成了城市和国家。如果说狼天生就是群居动物的话，那么“人就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而完全就是在说人类是一种按其本性就应当在城邦中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说在大规模公民社会中过集体生活是人的天性，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过时了。但在他当时看来，城邦就像蚂蚁巢一样，是自然的造物。对于他而言，除了城邦之外，任何一种其他的人类生存方式都难以想象。在后来的思想家中，有人会主张公民社会是人们为了使自己摆脱野蛮的“自然状态”而人为构造出来的产物，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却与此截然相反；事实上，他甚至可能根本无法理解何为“自然状态”。他相信，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他们要么是高于人的存在（即为神），要么是低于人的存在（即为兽），总之不可能是人。
　　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人为产物，这种观点也为其有关城邦伦理和政治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他通过对自然界进行研究发现，万事万物皆有其存在的目的，而人类的目的，就是实现美好生活。而所谓美好生活，就是对正义、善和美等美德展开追求。而城邦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遵照这些美德来生活。在古希腊人看来，城邦这种政治结构既能使人们齐聚共处，又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因此它就是人们通往美德的重要手段。
　　亚里士多德还辨析了城邦的不同类型及其变种。在城邦这一共同体之内，人们不需要什么“社会契约”来强制推动，仅靠天性便能建立一个集体组织，来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经济稳定，并维持城邦的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组织并非因让人们能够过上群居生活而存在（人们集体生活是出于自然本性），而是为了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而存在。他认为，人们能不能实现美好的生活，取决于他们选择何种政府形式。
　　统治类型
　　柏拉图是在理论上推论出了最理想的政府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将现实中存在的政体逐个做了考察，再分析其优劣。为了做好这项调查，他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谁在统治，为谁而统治？
　　对于第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三种形式：单人的统治，少数精英的统治，以及多数人的统治。而针对第二个问题，他提出政治统治可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可能是为了统治者本人或者统治阶级的私利；其中前一种统治是正宗的或者优良的政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缺陷的政府形式。他提出了总共六种统治的“种类”，并且两两相对成双。其中，君主制是一种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施行的单人统治，相反，只为一己私利而施行的单人统治就是僭主制，这是一种堕落化的君主制。贵族统治（在希腊人看来，这意味着由最优秀的人而非世袭贵族家庭施行的统治）是一种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而进行的少数人统治，相对应的，少数人为了私利而施行的统治就是寡头制，它是贵族统治的堕落形式。最后，共和制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而由多数人施行的统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制是它的堕落形式，因为它意味着只为了这个多数人集体的利益而非城邦整体的利益而进行的统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有缺陷的政府形式所固有的自利倾向，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与非正义。这将动摇城邦的稳定，从而威胁到城邦的作用，并有损城邦鼓励公民践行德性生活的能力。然而，现实中，他所调研的城邦并非全都能精确地划入某个类别，而是时常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虽然亚里士多德乐于将城邦视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公民只是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但他同样很重视个体在城邦中的作用。他强调了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秉性：公民乃是公民共同体的一分子，他们不仅要选举其代表，还要亲自参与到政治中来。当公民在“优良”政体（君主制、贵族制以及共和制）中参与政治时，他们追寻有德之生活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和完善。而生活在“有缺陷的”政体（僭主制、寡头制以及民主制）中的公民，则将会与自私自利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沆瀣一气——僭主会追求权力，寡头会渴望财富，而平民则向往自由放荡。亚里士多德总结道，在所有政体之中，共和制下的公民最有机会实现美好生活。同时，尽管亚里士多德将民主制归类为“有缺陷的”政体形式，但是却认为它是仅次于共和政体的次佳政府形式，乃至比“优良的”贵族制和君主制都要好。他认为，虽然个体公民也许不具备一名优秀统治者的智慧和美德，但是当“多数人”汇聚在一起时，却有可能成为比“单个人”更为优秀的统治者。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的这些论述在表面上看来与后来的民族国家关系不大，但事实上，他的观点却对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常常持有一种权威主义的立场，尽管他曾为奴隶制与女性的下等地位进行过辩护，也因此而招致了不少批评，但他对共和体制的支持却为近两千年后启蒙运动里出现的各种理念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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