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半市民化”问题研究_王亚红,_9787030587688

　　中国农业人口转移有别于发达国家以家庭迁移为主的模式，也区别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化转移模式，是一种非稳态转移为主流的半市民化模式。半市民化迁移有其一般性，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城乡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城市（镇）户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除非户籍身份的变动能够为其带来生计水平的提高，否则农业转移人口会更倾向于保持目前的半市民化状态。政府部门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大限度地预防半市民化大化。市民化有效需求不足是关键，需要通过需求导向的制度变革逐步消除市民化的意愿约束和能力约束，通过以风险分担能力提升为目标的城乡制度耦合机制及支持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促进市民化进程。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半市民化问题研究》可供从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参考，也可作为政府管理人员，大中专教师，宏观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等专业的研究生及对此研究领域感兴趣的人士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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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半市民化问题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发达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存在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屏障，以其为研究背景的经典理论主要集中于人口迁移的经济动因分析，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研究背景和前提存在差异，其在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的适用性有待商榷。国内非农转移研究多借鉴国外经典理论，市民化研究则偏重于制度影响，并达成基本共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制度变革进入攻坚阶段，农村劳动力进城并实现职业转换环节的制度瓶颈不断弱化，但市民化制度变革远未完成。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典型的两阶段转移（非农转移一市民化）特征。目前，第一阶段的非农转移即从农业到非农业就业的职业转换已无障碍，但制度变革的滞后使第二阶段的市民化步履维艰。本书以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问题是半市民化实现了非农化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不能或者不愿成为城市（镇）市民，实现永久性转移。根本原因是市民化有效需求不足，本书分别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约束（市民化选择面临收益最大化目标与风险厌恶的冲突）和能力约束（主要包括收入约束和成本约束）两个维度分析了市民化有效需求的约束情况及需求约束的形成机理，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探索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核心问题的有效途径。本书从微观主体永久性迁移决策的制度需求出发，研究中国劳动力转移进程中转移人口身份转换环节的制度变革方向和实现路径，为人口城镇化制度红利释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在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尚未建立、经济新常态下农业转移人口非农就业不确定性增强等现实背景下，本书提供的路径有利于推动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支撑发展转型，有利于加快市民化进程并避免城市新二元结构及城市病问题，关注不同主体制度需求创新制度变革理念，有助于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防止城乡问题恶化。本书的具体特点如下。
　　1.强调大背景
　　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大国、劳动力转移大国，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不能脱离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大国的国情，不能脱离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背景。本书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背景。
　　1）第一产业承载的人口依然过多。
　　2）中国经济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3）中国正处于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中，诸多不稳定因素正通过不同的方式单独或综合在一起影响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同时，受制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受到影响，原来掩盖在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的矛盾可能显性化。
　　4）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多重分割特征。
　　这些宏观经济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的两阶段性。
　　2.提出新的劳动力非农转移评价方法
　　目前涉及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对劳动力非农转移数量的研究上，而没有考虑到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质量。本书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结合起来，并将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结果和核心指标，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总体结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3.核心观点1）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以两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半市民化代替以永久性迁移为特征的市民化成为主流。半市民化人口数量逐年递增，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他压力日增。这种转移模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难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严重妨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加剧城镇化过程中尖锐的用地矛盾，增加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政治风险等。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预防两栖迁移永久化。
　　2）市民化进程的推进面临诸多制度约束，对各主体的市民化有效需求制约是根本。地方政府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直接决定了市民待遇有效供给的数量、节奏和水平。财税制度与干部考核制度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市民待遇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进而出现市民化条件不足，即市民待遇供给不足，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拉动力不足的制度性困境，强行推行可能出现城市新二元社会并诱发诸多问题。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决定其市民待遇的有效需求水平。如何将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约束效应转换为激励效应关系到国家城镇化战略大局。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面临意愿约束和能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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