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先生“在动荡的低谷”以“灵性激活历史”，搜寻“废墟上的精魂”，追寻“文学与读者的精神联结”，追踪“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畅谈文学中的生存状态和无主题变奏，反思“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把脉分一析“当今文学症候”，率先提出“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雷达文艺评论精品（上卷）》由当代文学生发开去聚焦茅盾文学奖搜索当代文学关键词，构建作家作品档案，并由此引发边缘思絮，冷观察“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细品评“新时期文学主潮”，辨“个人化”究“独特性”，文笔精当见解新颖，对当代文学这是一部具有很高研究和参考价值的论著。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六十年，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其他创作方法，唯现实主义独尊的意思。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主要不是指文学对自然的忠诚描摹，它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典型化原则、整体性原则等定义性的东西，而是强调一种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的质素，那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和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例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时代）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

    雷达，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数十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重要奖项。

第一编 当代文学关键词
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封信
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萌动
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看影片《秋菊打官司》
从生存相到生活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小说潮流
人文精神质疑
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
“个人化”辨
“新世纪文学”的内涵——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

第二编 聚焦茅盾文学奖
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
诗与史的恢弘画卷——论《平凡的世界》
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少年天子》沉思录
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
《战争和人》随感录
人的太阳照亮历史的天空——我读《历史的天空》
《东藏记》的文化韵味
《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的杰出文本
麦家的意义与相关问题

第三编 小说档案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一部必然引起争议的作品
《远村》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
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梁》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
论《鬈毛》——关于当代青年精神的一个侧面的剖视
灵性激活历史——《红高粱》《灵旗》《第三只眼》纵横谈
说《厚土》——兼谈意味、文体及其他
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
《白涡》的精神悲剧
1993年“长篇现象”述评
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
《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

第四编 作家履痕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探求者的新足印——从陆文夫的创作谈起
霜重色愈浓——论张贤亮的创作特点
论汪曾祺的小说
邓友梅的市井小说
铁凝和她的女朋友们
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
徐怀中风格论
邓刚的豪气、力度与薄弱点
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反观浩然的创作道路
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

    刘庆邦说，他喜欢雨天，也喜欢雪天，这个时候他的思绪能飘到很远，有无尽的联想和人生的感触，他将这谓之“走神”，并且说寻求走神成了他的一种自觉。联系到创作，他认为一部作品要做到“抓人”还比较容易，要做到放人（即“走神”）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我看来，刘庆邦的一些好作品，其特点就在于能“抓人”，能“放人”。“抓人”，是因为它们大都有个逻辑（合理性）严密的故事圈，一条动人的趣味线；“放人”，则因为它们有个内在的诗化结构，有很强的表意性、抒情性，能与整个人生体验沟通起来。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短篇中。若论艺术的纯度和意境的优美，他的短篇高于中篇。真实朴素是他作品的外貌特征，但并非那种直向的朴素，他的朴素带有一定的扩张性。就是说他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读《曲胡》《夫妻》《窑哥儿》等篇，常可见到在叙事的空白处，有情绪的游动，联想的触手，把读者带到更开旷的境界。
    语言像生活一样，天天在变，倘若墨守某种语言规范、词语规范、句式规范，就很可能使作品蒙上一层尘埃，有文物感。刘庆邦的语言意识敏锐，他能及时捉住生活化的最新语汇，使对话充满俗趣，还能发现一些微妙的语言习惯。例如，冬天的“家属房”有冰溜子，路滑，来人不免跌跤，“他们只小声说了一句我操，就很快地爬起来了”。这种无人称情状，不是我们很熟悉也很滑稽的吗；又如党委书记总爱对人说“找时间好好聊聊”，而这“好好聊聊”又总是引而不发（《胡辣汤》）。这样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更强的还是他的叙述，干净、利索、有黏性，善于创造悬念，虽然没有中断、倒错、闪回之类的手法，比较平实，但在叙述的夹缝中常常冒出氛围，带出意蕴。《大平原》中的写麦田和夏夜，《宣传队》一开头写演出结束，就夹上一句：“大团的凉气正从土路两边的麦田里涌出来”，都是例子。刘恒认为他的叙述控制力好，分寸感恰当，如不高贵的好酒，喝起来过瘾，大约不是为了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