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与晋商文化_徐仲安，程选编_9787509531921

　　《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作为地方文化的普及性教材，对提高新时期山西大学生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对山西考古遗迹、发展历史、重要人物以及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晋商兴衰和历史功过进行客观的述评，可以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晋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华夏文明演变的贡献。
　　《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是一本科普性的教材，易于学生阅读和接受。从形式上看，整书虽采用章节式表述，但每章的导读和思考题可极大地提高《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阅读性和思辨性。从内容上看，《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将各类文化遗迹、社会风俗、历史人物等等，以通俗优美的语言娓娓道来，便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晋文化与晋商文化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图文并茂，表述形式灵活多样。书中将许多名胜古迹、人物和民间习俗以清晰的图片加以展示，为读者提供更直观的阅读感受，提高了阅读兴趣，增强了对科普知识的认知。

　　山西又称“山右”，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又因居黄河以东，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春秋时期，山西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所以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还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勤劳智慧的山西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晋文化，与齐鲁文化、楚文化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的脊梁，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商文化作为晋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捭阖，曾一度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在中国商业史、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其影响至深至远，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因此，研究历史上的晋商活动，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观晋商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成果突出，特色鲜明。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相关的著作约50余部、学术论文600余篇。约从1905年起，国内外学者开始撰文著述，对票号的起源、发展、业务活动及其社会作用进行了研究。在1912年8月16日，《新闻报》刊登的《票商顾全大局》一文对晋商票号的活动有了_一定的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晋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马寅初先生关于山西商人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李宏龄撰写的《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初步探讨了山西票号盛衰原因。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另一部是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这可能是中国学者关于山西票号最早的史料性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晋商研究进入新的时期，在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下，出现诸如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佐伯富的《清朝的兴起与山西商人》、张正明、薛慧林主编的《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晋商兴衰史》、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以及史若民的《票商兴衰史》、《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等研究成果，极大充实了晋商研究，特别是大型史料著作《山西票号史料》的出版，极大地弥补了山西票号研究中史料的不足。21世纪后，晋商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长足进展，涌现出大量高质量的著作和论文，各类影视和文艺作品不断呈现，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推动了新一轮的晋商热。在此背景下，经学者的共同努力，晋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形成。
　　当前，随着高校扩招，特别是很多学科文理兼收，学生文化素质良莠不齐，亟待弥补。山西大学商务学院院长徐仲安先生针对这一问题组织人员编写该书，具有应时而发之功。我与徐先生相交多年，深知其作为山西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一直从事资本论研究，学术成就突出，同时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发展殚精竭虑，行政事务繁重。然而，徐先生作为山西著名的教育学者，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晋文化教学引入高校，是山西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创举，是新时期大学生爱国和爱省教育的一项有益探索。
　　首先，该书作为地方文化的普及性教材，对提高新时期山西大学生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对山西考古遗迹、发展历史、重要人物以及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晋商兴衰和历史功过进行客观的述评，可以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晋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华夏文明演变的贡献。
　　其次，该书是一本科普性的教材，易于学生阅读和接受。从形式上看，整书虽采用章节式表述，但每章的导读和思考题可极大地提高该书的阅读性和思辨性。从内容上看，该书将各类文化遗迹、社会风俗、历史人物等等，以通俗优美的语言娓娓道来，便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再次，该书图文并茂，表述形式灵活多样。书中将许多名胜古迹、人物和民间习俗以清晰的图片加以展示，为读者提供更直观的阅读感受，提高了阅读兴趣，增强了对科普知识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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