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_李彦主编 _9787566805942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规划教材:中国音乐史与名作欣赏》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介绍了古代音乐、近代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时代背景、创作思想与理论、创作特点、代表性的音乐家及代表作欣赏等内容。书中运用大量插图与歌谱，图文并茂，文字部分数据论述充分。对中国音乐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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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记》是公孙尼子撰写，后人根据其遗书和言论整理而成。郭沫若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一文中，曾断定《乐记》的原作者是公孙尼子，但他又认为现存的《乐记》已不是公孙尼子的原著了。
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比较占优势的观点是把音乐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表现来看待。《乐记》一开始就接触到了音乐的本源问题，认为音乐的产生是外界事物引起人的思想感情变化的结果，人的思想感情与音乐作品是一致的。《乐记》的作者反对当时有些人把音乐单纯作为奢侈品或消遣物的看法，也反对那种根本否认音乐存在的观点，认为音乐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乐”的起源，是“人心感于物”，人“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激动起来，便产生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用按一定规律组成的声音和舞蹈动作把它形象地再现出来，这是“心”与“物”关系的一种反映。有了“心”“物”感应，才产生了音乐。所以，“心”“物”感应是音乐起源的根本，能够感于物而形成音乐的，只有人“心”。因此，音乐是人所独有的。《乐记》一再强调这一点，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可以说是儒家从人出发，并以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乐记》不仅强调了音乐与人类社会伦理的独特关系，并且指出了声、音、乐三者的不同：“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里虽然指出了人与音乐的特殊关系，指出了音乐在人的社会中要发挥作用，但《乐记》的作者从其本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只有“君子”才懂音乐，只有统治阶级才有文化，才能懂得音乐的真正作用和意义。整个《乐记》，通篇都是用“君子”的眼光来探讨音乐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乐记》还进一步论证了音乐的内容只要有真实根据，便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作者还通过对“六代乐舞”之一——《大武》的分析，说明音乐反映的是已经完成了的事物，即“乐者，象成者也”。同时还说明音乐是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它要反映真实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唯乐不可以为伪”，从而充分肯定了音乐对现实的反映。
在音乐艺术的创作中重视思想感情的表达，这是中国先秦音乐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既然承认音乐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表现，就必然引出这样一个结论：音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同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在音乐同政治的关系方面，《乐记》认为音乐是反映政治的，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因此，作者提出了：“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就是说音乐与政治是相通的。太平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安乐，其政治也修明和美；祸乱频发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了怨恨，其政治也倒行逆施；亡国时代的音乐一定充满了悲哀，民生也是困苦不堪的。可见声音（音乐）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关的。在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方面，《乐记》还认为音乐作为人们思想感情的语言，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而且对于社会的风气和人们的道德以及国家的政治能够给予有力的影响，即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乐记》作者的眼中，音乐成了一种最有力的教化工具。正因为如此，政治和道德的要求就成为评价音乐最重要的标准。所以，社会功利主义倾向也是先秦音乐美学的又一特点。同时，《乐记》还认为“礼、乐、刑、政”都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它们各自都要有其不同的作用，而“乐”的作用就是要对人的心灵起巨大的感染力量。《乐记》还认为，要充分发挥音乐的教育功能，必须强调其政治、道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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