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良心过河（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说：治学、从政和做人，都要将“摸着良心过河”视为提醒）_椿桦_9787566809285

这是一本“异论”，一本谈“心”的书，一本专论政治问题的时事杂文集。全书文章以批判官僚腐败、督促真心改革、体恤民情冷暖为主线，试图说明，在当前国情下，为官者的良心很多时候其实比法制更重要。

　　看问题一针见血，讲道理妙语连珠，是本书的主要亮点。作者以刁钻的视角、泼辣的文风，从历史谈到现实，以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告诫人们：古往今来，许多官员只要神经系统出点问题（譬如过度敏感、过度麻木），往往会给黎民百姓带来巨大麻烦，甚至导致百姓家破人亡。因此，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做人，每一个国人其实都应当“摸着良心”。特别是对于政治决策者来说，时刻扪心自问，改革才能更快地“过河”。

与官员们谈谈“心”

　　历史上，以好色兼残暴而著称的领导干部很多，但人们印象最深的，大概非商纣王莫属。此君荒淫无度，甚至为了自己的荒淫，不惜动用庞大的财政经费，修建史上最奢华的行乐之所——鹿台。如此这般，广大“干群”自然看不下去，而纣王对此则早有预料，事先为持异见者准备了酷刑。

《史记殷本纪》说到，“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王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之法便是传说中的“炮烙”，操作方法是：用炭火烧热铜柱，令受刑人爬柱，受刑人忍受不了灼烫便会掉入炭火……如此，自然没人敢对纣王所作所为说三道四了。但是，也有不怕死的。此人名叫比干，他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强劝纣王收敛。纣王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于是命人剖开比干身体，挖出其心脏来观赏、把玩。

　　但凡荷尔蒙旺盛者，在生理上对男女之事会特别敏感；对纣王而言，他的过度敏感则来自心理。他深知拿公款过度纵欲且不理政事，有失公理，见不得人。但在生理上，他又欲罢不能，最终他选择了掩耳盗铃的方法来逃避——封民之口，使耳根清净。但是，比干的挺身而出，表明民意是封堵不住的。

　　时间过去了五百余年，来到春秋后期的齐国。

　　据《晏子春秋》载，这年冬天，连下了三天雨雪。齐景公身披狐白之裘，舒舒服服地端坐于朝堂侧阶。此时，晏子入见。景公对他说：“怪哉！雨雪三日而不寒”。晏子反问：“真的不寒吗？”晏子接着说：“臣听说古代贤君，自己虽吃饱了却知有百姓在挨饿，自己温暖了却知有百姓在受冻，自己安逸了却不忘百姓的劳苦。可现在，君王却不知道这些。”景公听后很惭愧，于是命人发衣发粮给那些挨饿受冻的百姓。同时还规定，只要是在路上遇见的穷苦人，不必问他籍贯和姓名，一律无差别地发放衣物。

　　天寒地冻，齐景公不觉得冷，缘于他的麻木。麻木是与敏感相反的一个概念，在生理上，指身体某个部位发麻或失去知觉；在精神上，则指对外界事物反应不灵敏，易引发“麻木不仁”现象。一个“麻木”的领导人，身着狐皮大衣、居于温室，而不思考缺衣少食的民众如何过冬，自己当然感受不到寒冷。所幸，齐景公不是商纣王，他只是麻木了些，没有“敏感过度”的毛病，且知错就改。这不失为历史的一个进步。
　　又过了两千余年，时间来到1942年。

　　这一年，河南发生了严重旱灾，全省夏秋两季粮食几近绝收。大旱之后，又来蝗灾，由此引发了世所罕见的大饥荒。中原大地，草根树皮被吃光，赤地千里，饿殍在道，犬兽食之。到后来，人吃人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根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的采访见闻，有位母亲将其两岁孩子煮吃了，有位父亲则先后勒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以他们的肉来充饥……据史料记载，是次大饥荒，共饿死大约三百万人。

　　灾情一开始就上报到了重庆的国民政府。但是政府不但无动于衷，而且下令对灾区的税赋与粮食征收照常进行。蒋委员长甚至责骂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虚报灾情。没有媒体公开报道这场大饥荒，触目惊心的天灾人祸就在无人关注的封闭言论环境中上演着。直到半年之后的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顶住压力，发表了该报战地记者张高峰采写的新闻通讯《豫灾实录》，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次日，《大公报》又发表了总编王芸生亲笔撰写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批评官员身在温暖的重庆官府，不理会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品尝着咖啡的蒋委员长看到了《大公报》的两篇文章，勃然大怒，悍然下令罚该报停刊三天。但是随后，国民党主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的内参密件却提到，河南的情况其实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

　　时隔一个多月，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了该刊记者白修德采写的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举世为之震惊。那一期报道除了文字，还配发了照片。其中有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一张照片上，是一个面容悲凄的妇女坐在地上，无助地看着被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另一张照片上，是蒋介石身着笔挺的军装坐在办公室看一本书，书名：《中国之命运》，著者：蒋中正……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了这篇报道，甚为恼怒。她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的老板，要求开除“造谣生事”的白修德，遭到后者拒绝。

在河南大饥荒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同时犯了“过度敏感”与“过度麻木”两个毛病——对新闻言论过度敏感；对灾民的死活过度麻木。无数上报的材料可证明，蒋介石对灾情了如指掌……可以说，三百万亡命的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死于领导人的这两个毛病。

又过了二十余年。中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非常敏感和非常麻木的时期。

这个时期，除了婴幼儿与神经病患者之外，几乎所有国人的嘴巴和耳朵，都变得异常敏感。那时候，有一个叫作“上纲上线”的东西，在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飘忽不定，无所不在。在其影响下，人们不敢说话了。要是想说话，会先将要说的话在大脑中酝酿、修改一番，然后才让它从嘴巴里出来；听话的人，则仿佛治学严谨的语言学家，将听到的话代入“纲”和“线”的公式，仔细推敲那话语是否“病句”，以便决定是否告发说话的人，从而谋取奖赏。这种富有我们特色的敏感传统，至今还或多或少地留存于部分人的思维与行动之中。

过度敏感，催生了过度麻木。十年之中，亲人和朋友相互出卖，成了家常便饭。亲情、友情、爱情、工作、生活，基本上都得为政治让路。最近，北京一名律师通过《新京报》忏悔说，当年他做红卫兵时，曾举报自己的母亲在家中发表“反革命”言论，结果导致母亲被枪决。同他一起举报母亲的，还有自己的父亲。

又过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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