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对于每个知识分子而言都是不可磨灭的伤痕，它对于人们最大的伤害就是对于知识的漠视，这是电影《高考1977》中的一个母题，因为成分、因为斗争、因为饥饿……任何一点看似不关键的原因都可以让知识变成笑柄，所以新时期的“新”，我想首先新在对于知识的重新尊重，也就是对于文人的重新尊重，自然而然，也就给了作家们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莫言自1981年发表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以后，正式归属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新时期”自然相较于“旧时期”而言，建国后的“新旧”指的是历史背景有差，中间间隔的是一个“文革”。

　　据我所知，王玉的这部《莫言评传》，应当是继张志忠的《莫言论》与叶开的《莫言评传》之后，第三部对莫言创作予以综合性探讨的著作。与资深学者的志忠兄与叶开先生不同，这部评传的作者尚是一位“85后”的在读硕士研究生，且读的是古代文学专业。素未谋面的王玉，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迷恋，以及对故乡作家莫言的景仰之情，决计要写这样一部评传的。早在山东师范大学读本科期间，就已在系统阅读莫言的作品，就在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资料，并在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前完成了初稿，现已改定，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帮她看一下。
　　听了王玉的自我介绍，我多少有点疑虑，不知正在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的王玉，会写出怎样的一部《莫言评传》。读了王玉发来的电子稿之后，我实在是很为之惊喜的。我的总体印象是：在莫言研究方面，王玉是切实下了大功夫了。她对莫言的生平经历、创作资源、小说、散文、演讲、剧本，以及在国外的翻译传播、研究现状等，均有相当全面而又深入的了解，仅据评传中详细论及的莫言的作品篇目，即可以说，迄今为止，这是一部对莫言创作予以最大面积扫描的著作。其中，关于莫言生平、创作经历、创作背景、作品内容之类相关材料，虽大多已广为人知，但经由王玉结合自己对作品的品读，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予以整合与评述之后，使我们对莫言的创作个性、作品含蕴与文学成就等，从整体上看得更为切实，也更为清楚了。
　　在对莫言创作个性的把握方面，王玉可谓是用尽心思了。她以开阔的视野与翔实的笔墨，将莫言置于共时性的文学空间与历时性的文学长河中，通过多维度的比较，突显了莫言的与众不同。她这样分析了莫言与中国现当代其他许多作家的区别：与同时代那些重在揭露“文革”“伤痕”的作家相比，莫言在“文革”中经历更多的不是伤痕，而是“狂欢”，是一个乡村孩子们眼中锣鼓喧天、你争我斗，像是看戏一样的热闹场景；与经历过城市繁华，又因下乡而痛切体验到了乡村的贫穷与落后的知青作家相比，莫言是从乡村逃离到城市，又始终在牵挂着乡村的，因而内心充满的是与史铁生、王安忆、阿城等人不一样的躁动与焦虑；与同是地域色彩突出的陕西的贾平凹、河南的刘震云、东北的迟子建不同，莫言心目中的高密东北乡，绝对不是山东乡村的一个缩影，而是独特的，有生命力的，可以自我生长的新世界；与同具乡土情怀，但一直在力避丑恶，试图用美来疗治人间痛苦的前辈作家废名、沈从文、孙犁相比，莫言在许多作品中，是将乡村的丑恶与血腥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她经由对莫言不同时段代表作的比较，这样描述了莫言创作个性的形成：在早期的《黑沙滩》《丑兵》等军旅小说中，莫言亦曾受到过好人好事创作路线的框拘，但他能够很快挣脱，而转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高密地”上找寻、改装并留存记忆；在《红高粱》《十三步》等作品中，虽亦可以看出“魔幻”“意识流”之类的外来影响，但他亦能很快警觉自拔，而开始了对创新性的小说结构与文体的苦苦求索，于是，才有了花样不断翻新，不时在文坛上引起轰动的一部部长篇小说的问世。王玉认为，正因上述多方面的区别，正因不断地自我超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 之类的标签，“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之类的“主义”，都不适于莫言，莫言就是莫言。这类综合性的比较评述，很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进一步意识到，莫言何以成为莫言。
　　与正襟危坐的学院派风格不同，在这部评传中，王玉常常是以散射状的思绪，以自己的切身感悟，谈论莫言及其作品的。也许正是与自己的女性性别相关，她这样解读了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让女性死去，男性留存的别一番意义：“我以为女性的死去在战争中更显残酷，因为她们并不是直接的反抗者，男性的活旨在保留民族的种姓，女性的死旨在叹惋命运的悲剧和彰显外来者的残忍。”她这样体悟了《天堂蒜薹之歌》的结构意义：莫言之所以设计一个诉说者，每一章前面都来一段瞎子张扣的说唱，是因一个时代会因为政权的压迫让所有的书本都说假话，而坊间流传则没必要为了政权说谎，因而这样的设计，也就更有利于体现普遍的、民间的、大众的是非善恶判断，也能使作品具有更为感人的真实性。她这样论及《酒国》：是探寻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有何奥秘”的一则寓言，其高妙之处在于把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倒过来，变成了“人吃”， 走的是一条可以叫作“妖精现实主义”的道路。王玉的这类感悟与分析，都是颇有新意的，是值得深思的。
　　与散射状的思绪相契，王玉使用的是自由活泼的随感笔调，比如她这样比较莫言与废名：“废名擅长书写乡村田园中安之若素的一面，大家彼此不争吵，连情爱也不野蛮越界，彬彬有礼之处更像是深宅大院的才子佳人，含蓄得跟我们所熟知的乡村大相径庭”，“莫言在那个时代的饥饿早就把诗情画意想象成一桌子好菜吞进肚子里”，莫言“将山东大汉的血性奔腾展现在作品中”；她这样表达对《酒国》中人物的评价：“余一尺的确像个狂人，他的疯狂，以及他所带领的那一帮侏儒更像是浩浩荡荡讨伐今人的军队，想要叩问的是你们这些常人究竟是怎么了？缘何突然之间变成了精神的侏儒，被酒控制着，摇摆着，着了魔，也失了人性。”她这样反驳莫言的《蛙》是在对“诺贝尔文学奖”献媚之类言论，“《蛙》的题材注定不能畅所欲言，那就只能在国内外的元素混搭中让故事走出来。他心痛的是他的旁观，他的罪恶，他的过往，他献媚的是他的困惑，他的反思。”这类灵动飞扬，清新可读，颇近于李健吾风味的笔调，或许有碍于理论的系统性与明晰度，但在激发读者思考，使之能够更为主动地去理解莫言，去体悟其作品的特征与含蕴等方面，大概要比那些过于专业化的评论更有意义。
　　在这部评传中，我们还会看到下列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她以敏感的女性视角指出，莫言多半想要美化女人，想表现出女人的崇高，但又往往将女人丑化了，她们，或因美色而被迫妥协，或因美色自我妥协，以至于“通奸”和“偷情”成为她们寻找感情寄托的唯一方式。由于缺乏节制，莫言的小说有时不无游离主旨的冗杂，例如《酒国》中由余一尺讲述的那个小男孩与“杂耍女郎”的故事，即与“酒国”没什么关系，给人牵强突兀之感。她亦更为具体地论及了已为批评界指出的莫言小说的自我重复问题，如在莫言笔下的母亲身上，能找到几乎可以想象的所有苦难，在父亲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谨慎，在爷爷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传奇，在奶奶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蛮横，在兄弟姐妹身上找到几乎所有的冷漠，等等。另如在《蛙》和《地道》中，都有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而挖的地道；在《扫帚星》和《梦境与杂种》中，都有用死老鼠冒充流产的婴孩的事件等。对此，王玉一方面表示理解，认为这决非是因莫言追求高产所致，而是因为：莫言像是一个被压抑过度的人，一旦爆发，就力图把所有记忆都说出来，生怕漏掉一点，以至于形成一种快速写作的习惯，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也就难免遗忘。但她同时也诚恳地表示：习惯于拿记忆说话，是危险的，所导致的雷同，毕竟是一缺点。由这类论述可以看出，王玉在这部评传中的学术立场是严谨的，并未因其对莫言的景仰而讳言她所感到的莫言创作方面的不足。
　　出自于王玉之手的这部《莫言评传》，也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诸如理论分析还有点薄弱，内容也有点芜杂，有的看法，也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这部著作，无疑是近年来莫言研究领域值得瞩目的成果之一。此外，透过其中的文字风采，聪敏悟性，求索精神以及学术品性，相信不少读者会与我相同，会生出别一种欣喜，会感到一位值得期待，有望大有作为的年轻学者，正在向我们走来。

　　王玉，生于八零年代，山东济南人。爱好研究《红楼梦》的小女子，不想于世俗中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便为梦想而负笈桂林求学。目之所及风景如画，机缘巧合之下，沉浸在东西方电影文化之中，著有《歌影江湖》。

第一章 捧拷问时间的乡土 《莫言的意义》
第二章 一种属于土地的归去来 《莫言的生平》
第三章 一个高密东北乡农民的叛逆 《莫言的作品》
第四章 一场关于“饥饿、孤独、情愫”的盛宴 《莫言的小说评析》
第五章 一篇“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年寓言 《莫言的艺术成就》

人的大脑大概到了三岁左右有奇妙的成长，同时会把以前的记忆忘掉，开始记住三岁之后的时候。当我在看一个哭泣的新生儿时，她也许就一两个月，她认得我，我走后她哭了很久，但长大之后，她就忘了。我很想在她开始记得之前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我可以在她记得的时候知道我是个完美的朋友。3岁的莫言又记住了什么呢？

 

1958年，大跃进，家人都被四分五裂了，铁锅和带铁的东西都充了公，5间屋打通了，住满了大炼钢铁的陌生人，上小学的二哥和姐姐也要背上书包去背矿石，莫言和堂姐因为年纪小跟着奶奶住在大栏乡姓陈的房子里，吃饭从食堂打着吃，饭难以下咽。

 

1960年，莫言5岁，说自己上学了。在农村5岁上学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也不是因为父母要对这个孩子进行早慧教育，而是要逃避上幼儿园。平安村被划为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成了农业工人，所以他们就像城里的孩子一样进了幼儿园。幼儿园的几个女人除了克扣孩子们的口粮，还对孩子们进行军事化管理，非打即骂，饥肠辘辘是常有的，鼻青脸肿也是常有的。莫言一上小学，就等于脱离了幼儿园，口粮也不会分去幼儿园，而是分到自己家里，同时也免于肉体惩罚。这段经历被写在了小说《铁孩》里，那些女巫一样的老婆子，虐待孩子，孩子们因为饥饿难耐，竟觉得铁津津有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幼儿园老师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孩子，克扣孩子的口粮？这等丧失人性的事情怎么做的出来。有一天，当我听说丈夫小时候因为吃不下“生米饭”挨饿的故事，我彻底相信了，那时候，学生每个月交给学校口粮，然后在学校食堂吃饭，老师为了多一些粮食喂猪，就故意把米饭蒸得很生，学生不吃，就可以喂猪了。 

 

  莫言说自己上过好几个一年级，说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是1960年，也就是5岁，但上了几个一年级说不清，就算是上了“两个一年级”吧，那小学二年级大概是1963年左右。这样比较符合1966年上五年级时候辍学。我觉得到不一定是上过好几个一年级，是把一年级当成幼儿园上。刚上学的莫言背着母亲给缝的蓝布书包，书包里放着几本卷了皮的书，大哥读过的高年级的书也放在里面，此外，还有一块石板，几只半截的石笔。石笔，我怀疑就是类似粉笔的东西，只不过在那个年代更为粗糙和简陋。即便是这样，鼓鼓的书包也足以让莫言心生炫耀。我能体会这种心情，当年，父亲、母亲带着我，远远地站在校园外面，我看到老师带着一帮小朋友弹琴唱歌，心生羡慕，母亲问，你喜欢吗？我点点头。后来，当我真的进入这样一间学校的时候，很快因为爱哭，不喜欢遵守纪律被排斥在外，不开心，不想上学。只是偶尔，在回忆那段时光，有香香的鸡蛋汤和大馒头的记忆，总之，我也是个爱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