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_姚遥著_9787302360117

“对外宣传”是什么？“对外宣传”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何关系？本书以厚重而有趣的历史笔触，回顾了新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历史风云，在一个国际关系不断变化重组、中国领导层依次革新换届、可用的传播媒介竞相大放异彩的时空大背景下，再现了一组组视域宏阔又充满趣味的历史镜头，使读者在重温新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同时，逐渐认识面向国际舆论的对外宣传，并领略其曾经并正在扮演的历史角色。

　　李肇星、赵启正、傅高义作序，白岩松导读。以珍贵档案、翔实案例、清晰脉络，展示对外宣传如何塑造国际舆论，为新中国的对外战略建构国际话语权。
　　外交部原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是姚遥博士在国内研究及哈佛大学访学期间辛勤耕耘的收获，为这本书，他查阅了大量中外文档案，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请教了不少师长……总的读后感，与我几十年来在老前辈和同龄人帮助下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的心得相通：人民至上，人民万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赵启正
　　本书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与对外宣传史并行回顾，作者以丰富史料和典型案例为依据，勾画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对外宣传事业的历史沿革，对“文革”等不同时期的教训和失误也都没有回避，为我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软实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学理参考与实践启发。
　　哈佛大学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我的前辈和老师——费正清——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开宗学者，“二战”期间曾作为美国外交官常驻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在那里，他有缘结识了周恩来和龚澎等从事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的中国专家。今天，研究中国的我们这一代洋学者，在姚遥博士所呈现的这段历史中发现了别样的回味。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员、主持人白岩松
　　新的世纪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最令人好奇的谜。回望过去，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却也有太多失败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本书像面镜子，照出来路，更照出清晰而坚定的前景，我们正书写着中国与世界间属于明天的历史，不是吗？

　　姚遥博士的新作《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将经清华大学出版社问世。劳动光荣，天道酬勤。本书是他在国内研究及哈佛大学学习期间辛勤耕耘的收获，为这本书，他查阅了大量中外文档案，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请教了不少师长……如此边学边干，值得肯定。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今日的明镜。
　　我从1953年读初中至今，对本书写到的大部分事件，都听说过、见过或参与过。1954年在山东胶南读初二时，我关注《中国青年报》关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介绍周总理兼外长出席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报道；60年代，我作为一个大二学生在未名湖畔偶遇几位法国记者，“被采访”了，这应算我首次参与外宣；70年代我先后在两个驻非洲国家使馆任新闻官，结交了许多善良朴实的非洲朋友；80年代我出乎意料地出任新闻司司长，多次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访和接待来访向媒体通报情况；在新世纪，做过人大会议发言人……
　　我快乐地边干边学，但越干越学，越觉得孔子所谓“三十而立……七十从心所欲”云云，很难落实。学好历史、看清现实难，向别人介绍好历史和现实更难。内宣、外宣都重要，都不容易。干这一行、干别的行当，都得干到老、学到老。不妨说，这本书是老少咸宜的参考材料；看了有不同看法，也有利于继续深思和探讨。
我一边匆匆翻阅，一边对过去的亲历浮想联翩。对本书的初步印象是：引用的文献内容丰富、细节充实，提及的国际背景广阔，分析的角度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等多门学科，文字通顺、图文并茂……总的读后感，与我几十年来在老前辈和同龄人帮助下为增进中外人民相互了解的心得相通：人民至上，人民万岁。
　　的确，普天之下，唯人民至高无上、生生不息；就宣传工作而言，唯人民是上帝。你的言语、文字、影像能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国人和世人；你坦诚平等待人，不嫌贫爱富、欺软怕硬、装腔作势和空话连篇，“上帝”们便会喜欢你，愿和你一起维护和平、推动发展。你说的、写的、演的再多、再华丽，“上帝”们不听、不看、不信，便毫无价值，只会浪费时间和钱财，甚至污染生态和生命……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内宣、外宣的目标。牢记和践行这一崇高理念，研究和借鉴有关经验教训才有用处。

　　第五章 “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宣传
　　1982年8月21日，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时任外长黄华解释了中国80年代的对外政策：
　　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1
　　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的“二元格局”中，不得不囿于“结盟与对抗”的战略思维，为了维持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先后实行了“联苏抗美”、“ 反美反苏”和“联美抗苏”的对外战略。然而时移世易，进入80年代，美苏“冷战”渐趋缓和，中国的国家实力也已不可同日而语。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强调：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2
　　20世纪8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尾声。面对新的战略机遇，中国选择了与美苏两霸“既不结盟，也不对抗”的外交新战略。对外宣传围绕着“独立自主”和“全面开放”的总体战略，积极争取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一节对外战略
　　一、国际环境：美苏僵持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仅没有实现其预期的战略利益，反而使自己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进入8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军费开支增长速度也渐渐放缓，扩张势头不得已逐年减弱；更要命的是，长久以来，由于将经济重心放在军备工业上，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国内问题一大堆，反而在国外四处扩张，用中国的传统智慧阐释，正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向东威胁中国新疆，向西却剑指美国的势力范围——波斯湾。为了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1980年1月，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都将遭到美国“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标志着美国对苏政策由缓和转向强硬。
　　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上台后，在“重振国威”的旗号下，正式调整了对苏战略，进一步强化了针对苏联的遏制与对抗。为此，美国提出“星球大战” 计划，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与空间技术，同苏联在太空领域展开新一轮竞赛，以期打破双方的核均势，在军备竞赛中拖垮已经陷入危机的苏联经济。
　　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一度决定予以回击，希望加速研制新一代核武器，然而，最终还是力不从心、回天乏术。
　　随着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辞世，苏联的霸权时代走到了临界点。1985年3 月，当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领导人时，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其棘手的烂摊子——苏联的经济危机严重，社会与民族矛盾尖锐，在国际上更是声名不佳、朋友寥寥。很快，苏联不得不在“冷战”对抗中实行战略收缩。
　　1987年12月，美苏签订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鉴于苏联的收缩态势，中国与苏联也逐渐缓和了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邓小平与其举行会谈，中苏两国持续了30年的冲突与对抗，至此也正式宣告结束。
　　鉴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抗已是强弩之末，世界多极化趋势也愈益明显，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期望。
　　在美国阵营内部，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随之显现。西欧诸国竭力反对美国的控制，并在金融、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同美国展开竞争。日本积极谋求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并开始同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努力发挥全球性的影响力。
　　在苏联阵营内部，东欧各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长期以来，东欧各国为了争取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与苏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激烈斗争。进入80年代，苏联自身的经济困难不断加剧，对东欧盟国的控制能力亦日益降低。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社会剧变。之后，这些国家纷纷脱离了苏联阵营。
　　80年代，美苏争霸的缓和趋势，以及各自阵营的离心倾向，都使国际局势出现了和平的曙光。“二战”以后，人类首次看到了不打大仗的可能。1985 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为“裁军”问题作动员时，如此分析了当时的国际环境：
　　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
　　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和平机遇，联合起来维护共同利益，更加重视自身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1989年9月召开的第9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继续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旨和原则，决定把争取和平与发
　　展作为今后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
　　二、外交主旋律：与美苏保持等距
　　摆在中国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当美国和苏联的攻守之势发生逆转，中国应如何分别调整与美苏的关系，以保障自己在冷战态势中的安全？
　　1980年春夏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
　　我们的意见是，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苏美对峙仍旧，都有点想借用我，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双方竞相有求于我，我国力量虽小，但却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关系向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1
　　尽管政治舆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以及国内建设的大局需要，“联美抗苏”的对外战略最终被中国领导人所摒弃。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正式对外宣示了“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战略意图：
　　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这是因为，美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但是又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1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率先在高层领导内部做动员，提出应改变与苏联的关系，过去对于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担心有些过分了：
　　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2
　　随着中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适度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政府不得不反过来更加重视对华关系。1984 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主动访华，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将中美关系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补充策略：实行全面开放
　　摆在中国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与美国和苏联同时拉开距离，应该如何寻找中国发展经济的合作伙伴？
　　1978年10月10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接受了西德记者的采访，第一次对外释放出“全面开放”的信号：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确立为新的国策。在此之前，迫于紧张的冷战局势，战备思维始终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建设。1980年，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组建了一批学者班子，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与对外关系，据当时参与起草报告的何方回忆：
　　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为此，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李一氓列席。在谈到和战问题时，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帝国主义分明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2
　　此后，睿智的邓小平还是逐渐接受了上述建议，中国对于战争的估计也大大降低。当战备思维不再制约经济建设，沿海地区终于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前沿阵地，充满战备色彩的内陆“三线建设”至此也走下了历史舞台。1982年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再次对外传递出了发展经济、全面开放的明确信息：
　　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3
　　1985年1月，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针对外界有关中国将否定经济
　　特区的传言，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出口加工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
　　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必要性：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1
　　于是，在邓小平的国际视域中，世界各国不分“南北东西”，只要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到80年代末，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都与之建立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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