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无论是那些历经周折、迷途知返者，还是那些得到过高人指点、不费吹灰之力即大踏步登堂入室者，都非常清楚找到门径的重要性。这个门径就是读经典文献，读最少但确实是最重要最有用的文献。
帮助“中层读者”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阅读量、最可靠的方式，准确地掌握学科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我们选编这套读物的宗旨。
政治是社会生活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政治是人类最迷人且最令人向往的舞台之一。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人的一生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政治打交道。了解政治，进行政治思考，就是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无论一个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刻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

郎友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地方政治，民主与民主化，以及社会理论。

导言　
政治学概论　
政治分析：为何？怎样？什么？　
政治分析的一些基本范畴
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
正义的原则　
分配的正义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集团政治与代议民主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定义权力的问题
公民文化和民主制的稳定性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词源学的民主 导言　
政治学概论　
政治分析：为何？怎样？什么？　
政治分析的一些基本范畴
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
正义的原则　
分配的正义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组织的寡头化倾向　
集团政治与代议民主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定义权力的问题
公民文化和民主制的稳定性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词源学的民主
独裁、民主与发展
民主转型的动态模型
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学概论　
　　我们在这里所作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使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是不能对权势人物作出令人满意的描述的。权势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对诸如尊重、收入、安全等价值的要求上。但是，尊重不见得都归于有钱的人，安全也不一定都归于杰出的人物。显然，如果对权势采用不同的标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政治分析的结果也取决于我们提出来进行探讨的精英的各种特点。本书已经论及技能群、阶级群、人格群和态度群，并且讨论了社会变化对这些群体结构的相对优势所具有的意义。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分析法（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变化的阶级结果上面。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许多同等重要的观察社会生活结果一一诸如技能群、人格群和态度群的命运——的方法上转移开。
强调阶级与强调技能或人格一样是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们在方法学上的一项发明，是在分析的某一特殊行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挑选出来的参照系统。以进行政治分析为目的而使用一种新的参照系统的行为和往常一样将会改变使用这些参照系统的人们的偏爱。习惯于从社会态度（如国家地位、民族主义）出发思考问题的人们通过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常常会得到一种新的见解，常常会改变他们的实际偏好。有时候他们从爱国主义转向了无产阶级性。习惯于阶级分析的思想家通过使自己习惯于使用分析社会结果的其他方法，可能会被引向新的见解和偏爱尺度。他们可能愿意使自己与技能斗争联系在一起，而不愿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或者力图在民族、种族或人格的名义下去求得某种实现。任何一种分析行为都会由于把偏爱暴露在新的自然主义的见解之下而使偏爱受到磨炼。
在共同享有西欧文明的各个社会中，在这里被称之为精英的少数人比被称为群众的大多数人权势更大。布赖斯爵士曾说过，政府总是由少数几个人管理的，不管他们是以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以大多数人的名义。
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部分依靠于它对环境的成功操纵。操纵的方法包括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反对派精英依靠的也是同样的手段。
有一些方法特别适用于精英的进攻，而另一些方法则适用于精英的防御。一个公认的精英集团在控制社会的物资、暴力与实际措施方面占有如此优越的地位，以致一个向它发起挑战的精英集团不得不被迫去主要依靠各种象征。不管怎样，象征是不花钱的，又是难以捉摸的。他们可以在警惕性很高的当局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靠口头进行传播。他们可以在不满者中间组织协调一致的行动并且促成其他方法能在其中起作用的危机。任何现行制度都具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神话（意识形态）；但是要保护一种对象的垄断权却不像保护一种对物资和暴力的垄断权那么容易。
一个能平稳运行的政治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去考虑在它自己的社会成员中进行宣传。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在这个国家里出生的人们会把他们的一些爱投向支持这个制度的各种象征：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英雄、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某些破坏性倾向则指向敌对者们、叛徒们、异端邪教和各种敌对的要求。人们在成长的复杂过程中会产生内疚感；有些内疚感从个人身上投射出去，并投射到被视为习俗的可耻违犯者的集体敌人的各种象征上去。同样，个人的弱点也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上去；说到底，敌人不是注定要败在我们的胜利之下吗？
革命宣传至少有一个历时长久的优点。因为，不满情绪，不论是怎样引起的，都会使占统治地位的象征与实际措施受到削弱。任何一个不能使自己与繁荣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精英都可能遭到群众的唾弃。失败、经济萧条和灾难，不管是怎样引起的，都会助长对“天子”的合法性的怀疑。当人们遭受剥夺时，他们倾向于把爱从外部世界的各种象征上撤回来，把喜爱之情集中到自己身上；还会把过分自信的感情冲动从外部世界转移回来反对他们自己。极端反应的结果不是自恋型的精神变态就是自杀。但是许多人都通过用一套新的集体的象征代替旧象征的办法来避免发生这种极端的情况。一个革命宣传家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各种混杂的不安全因素导向适于他夺取政权的渠道之中。他要设法去控制与一个能够变成意识形态的空想有关的喜爱之感、破坏性、内疚感和弱点的投射作用。
如果只是遭受剥夺的话，是不足以产生一次革命的大动荡的。由于技术发展，新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新的纵容迁就的环境也有可能随之形成，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革命才会出现。只有对成功抱有新的自信心才能加强反对剥夺的怨恨。
反复出现的不安全的狂涛不论是怎样引起的，都会对不断革新保持权力和夺取权力的具体方法起到鼓励作用。对某一种象征的厌烦表明对另一种象征的重视；陆军的失败强调了空军的重要性；自由竞争的失败显示出垄断的可能性；对立法机关的不满表明强有力的行政机关将受人欢迎。
通过宣传、暴力，或通过对物资与实际措施的控制，都能诱导群众感情的无害宣泄（精神发泄）。同时，每一种办法还都能使调整得到推进。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是形势不利时，所有这些办法都容易遭受失败。
社会变化的结果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我们已经从技能、阶级、人格、态度等方面对各种精英进行了描述。
某些类型的技能很少有导向显要地位的机会。手工工人、农民、物理学家、工程师（物的操纵者）远不如人的操纵者那样引人注目。在西欧文明中，暴力的技能、组织的技能、讨价还价的技能和操纵象征的技能一直是很重要的。但是相应的作用却各不相同。在封建时期的欧洲，使用暴力的技能曾是通向权势的主要道路。组织技能曾在实现各民族君主政体的一体化中起过促成结合的作用。讨价还价的技能是在工业扩张的年代中兴起的。在世界发展的最近几次危机中，宣传技能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而讨价还价的技能却变得多少有些黯然失色。
新阶级的成长与新技术的发展一样，是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分不开的。新技术是贵族统治衰落和资产阶级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由于在极度紧张的危机期间法国（及其他地方）的夺权而显得更加突出。一次世界革命就是一次有利于某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夺权行动。这种夺权是地区性的，并且是在一套新的统治象征的名义下进行的。人们记得，法国革命是在“人权”的名义下实现的，它所实行的实际措施包括普遍选举制、议会制、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牺牲封建贵族鼓励工商业者。
我们已经接受了1917年俄国革命是另一次世界革命的提法。当时的夺权者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讲话，实行金钱收入的相对平等，使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政府化，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垄断合法地位。面对最近这一次和下一次革命动荡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上呢？
上述分析已经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世界革命的创举既部分受到限制，同时又部分被推广和普及。在法国和俄国夺得政权的那些人就受到外界势力均衡游戏的限制。因此，那些在新的政治象征名义下说话的人并没有把世界统一起来。旧世界进行自卫的一种手段就是把与这种模式有关的象征和实际措施部分吸收过来。所以我们把目前这个世界事务的接合点解释为一种向着相对金钱平等、社会生活政府化和单一政党垄断合法地位发展的运动。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在初期表现出许多矛盾形式的统一的世界运动之中。在美国，这些发展是不是将要经过一个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浪漫的”法西斯主义的时期还不能肯定。浪漫法西斯主义的标志就是群众运动的领袖们在一层薄薄的合法面纱后面对政府机构实行夺取。群众运动的支柱是下层中产阶级；处于上层的鼓动家们同时也得到大企业和贵族统治集团的支持。最初私人资本主义将保持不动；但是，在民族统一的必然性面前，私人资本主义看起来有可能在军事危机时期中被清除掉。在一个军事国家里，走向平等化、政府化和垄断化的运动无疑会继续向前发展。
在美国，另外一条可能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包括一个不耐烦的社会对罢工权利的持续不断的侵犯。这种“零敲碎打式”的法西斯主义在中产阶级集团被大企业大财团的有组织的代理人鼓动起来反对“煽动分子”、“赤色分子”和“激进分子”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的。
如果中产阶级从他们现在对大企业大财团的心理依赖中解放出来，美国生活就有可能获得更加和平的发展。目前全国性的企业家组织都以美国企业这样一个整体的名义来说话，而不强调独立企业和垄断企业之间的利害冲突。过去，独立企业和职业团体对现代工业主义垄断倾向的不满情绪都是通过党派的渠道得到发泄的。现代世界的有力行动所依靠的就是站在各个党派后面、给党派行动提供力量的那些职能性组织。由此可见，中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有赖于把中产阶级的各个集团组织成为强有力的全国性团体——这些团体能够指挥自己的行政工作人员，掌握自己的通讯工具并能发展它们的自我意识、观点和计划。
就美国而言，一个“美国企业和服务业独立协会”的组织会有助于培养中产阶级的行动主义精神。这样就可以提出运用税收权力来约束大企业大财团和为独立团体提供信贷等各种实际的要求。根据这一方案，小企业和专业人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劳动组织，特别是技术劳动组织进行合作。较小的农业利益集团可以和反垄断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产阶级的这几个组成部分可以在一个“美国技术大会”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起来，欢迎一切为了取得对社会有用的技能而作出过牺牲并且属于低收入集团的美国人都来参加。“美国技术大会”在每年举行一次的大会上可以把各个合作组织提出的分散方案协调起来，并且在它们中间激发起强有力的技术意识来。
　　这样一个高层次的机构会在那些目前正被它们自己毫不察觉的历史进程驱赶着东逃西窜的社会组织中间刺激起强有力的自我意识。也许最大的怪事恰好正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技能集团目前正在现代世界政治中上升到支配的地位。苏联目前的发展有利于那些在工程、组织、宣传、暴力方面掌握技能的人们。金钱收入上的巨大差别随着贵族地主阶级和私人企业统治集团的消灭而被扫除干净。在中产阶级还相当兴旺的美国，控制收入上巨大差别的世界性发展可能得采取不同的形式。
最近，独立经营的杂货店老板、五金商、食品商及其他买卖人已经为控制联号商店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他们受到那些因为害怕自己的市场会被联号商店霸占而吓破了胆的批发商的支持。有些小制造业商行是由一些特别重视通过有组织的行动保护他们的独立性从而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经营的。以许多小单位而遍布全国的罐头食品工业就是中产阶级政治的典型的最有希望的一块基地。许多生意人在看到他们强大的竞争者企图把“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机构垄断起来的时候，开始强烈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有些人已经看到，他们能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博尔德水坝”和“大古力水坝”等政府企业所提供的廉价电力中得到好处。一项政府的“衡量标准”可以被用来控制私营公用事业公司的价格。
最近人们已经觉察到，现代共同控制的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用在私营政策上，也可以用在公共政策上。大规模的私营公用事业公司，特别是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公司，已经把他们的股份总额广泛地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人们希望这样形成的法定利益将会保护各种公用事业不受那种公共所有和公共经营的要求的影响。同时人们也相信，名义上的所有人过于分散，以致无法对控制和经营这些公司的由少数人组成的管理集团施加任何有效的影响。
公共政策可能不仅要求把“股票”当作一种“公共关系的策略”去散布控制的幻想，而且要求把“股票”作为提供有效控制的手段。有些政府已经学会了经营公有公司的办法；已经出现了许多由公共当局与私人集团和个人联合认购股票资本的实例。可以想象将会有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联合经营方式。重要的信贷、能源、运输和通讯企业（区域的、全国的、跨国的）可以把有选举权的股票分配给重要的职能组织如联邦政府各部及各委员会、企业社团（包括独立经营者）、农民、有组织的工人、消费者、合作社、州政府和市政府。
作为一种公共关系策略，把大宗股票分配给“优惠名单”上那些与银行、经纪商行、投资托拉斯、保险公司、工程公司和各政党有关系的个人，目前已成为普遍现象。可以使这种办法“制度化”，并且采取将股票分配给具有法人资格的职能组织的方法使其受到更加负责的控制。
如果建立起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控制机制，结果怎样就要取决于职能集团的相对技能和力量了。如果中等收入的技能集团想要站在自己立场上去影响国家的政策，他们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必须做到能够独立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必须具有一批代表自己利益的发言人，这些人在独立企业、专业组织和劳工集团威胁要对垄断的做法加以限制时不会被那些埋怨“赤色分子”的大企业集团发言人引入歧途。
目光远大的思想家们已经预测出，终有一天共同控制的机制将与一体化的全国性政策的要求相适应。他们已经预见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美利坚合众国股份有限公司”中“每一个公民都是股票持有者”，每一个公民都由于对这项国家经济事业承担一份固定的责任而享有一份有保证的基本收入（按其参加这项国家事业的符合要求的程度而定），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一些能够对政策施加正式的而不是秘密的或形式上的影响的职能一地区性集团。
除了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外，还有一些在解决美利坚共和国大型企业的“效率与可接受性”问题上不那么自命不凡的设计方案。在韦伯夫妇这样一些富有经验的研究现代社会的学者的著作中就提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
一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将会看到，美国企业的维护有赖于一个由企业家和美国专业人员构成的健康的中产阶级。大企业需要小企业，也能够明智地采取各种维持小企业的必要措施。不然的话，对共和国制度的保全具有灾难性后果的贫富分化现象将要扩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联邦党人在讨论批准新宪法问题的那些关键的日子里曾以极其坦率的态度正视这些问题。十分明显，“派系斗争的最普通与最持久的根源在于各式各样不平均的财产分配”。当时人们把派系斗争不可能被消灭掉，但是可以对它们的影响加以控制视为当然之理。在美国早期的政治家中也曾有些人认为，为了保持共和国政府稳定性所依靠的相当分散的经济控制状态，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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