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_赵静蓉　著_9787566815095

　　本书围绕记忆展开讨论和研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学者对谈与互答，即围绕文化·记忆·历史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提问，探讨记忆对人类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多元影响，给不同学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与记忆相关的论文，即记忆理论的阐释及结合文学与文化现象对记忆进行文化分析。

　　问题一：我们常说集体记忆，你认为是否有国家层面上的记忆（或称国家记忆）？如果有，中国记忆的主要特质是什么？就你的研究领域来看，怎样区分不同的国家记忆或国族记忆？
　　陈言（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我本人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战时中日文学关系（1931—1945）、殖民地文学，故而对创伤、记忆的探讨有特别的兴趣。如果某一集团通过国家权力等手段，将本集团的记忆扩展到国家范围，这个集体记忆就变成国家记忆。反之亦然，如果国家通过权力手段将某集体记忆加以记录、创造，其中包括虚构和想象，那么集体记忆就被生成为国家记忆。无论是在文化的还是政治的层面，国家都需要把共同的记忆和认同塑造融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以此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构筑自己的位置，并且通过集体记忆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战争对于国家记忆的形成异常重要，它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某政权的合法性、国家认同感提供了所需要的历史记忆和传奇神话。关于“二战”，中国记忆的特征表现为意识形态性和伦理学向度。
　　其一，国家记忆的意识形态性。关于日本侵华战争，从中日学界在用词上表现出的微妙差异可以看出国家记忆的不同。日方不少学者使用“十五年战争时期”“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学者则使用“日本侵华时期”“抗战时期”；中国学者习惯在某些词，如在“满洲国”“汪精卫政权”等前面加上“伪”字，以示其存在的不合法性，日本学者则不使用“伪”这个修饰词；有些日本学者在文中还有意无意地使用“支那事变”“东亚战争”“事变”等词汇，并且不加以特别说明。日本某些学者对于这些词的使用或放弃，显示出淡化或转化侵略行为、逃避战争责任的倾向。而关于国共两党对抗战的贡献，由于战后的历史走向，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国家记忆中则是另一番景象。“二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作为抗日主体，付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败北逃往台湾，红色中国则在历史叙述中抹去、淡化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近年来通过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补充，这一段历史被不断地充实。比如，在中缅印战场上40万远征军携手盟军联合抗日的史实，通过美国通信兵团的照片资料和动态影像纪录、战场作战人员的作战日记手稿、飞虎队军礼服等物品，借展览和著述的方式，那段历史得以还原。
　　其二，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有不少人认为，“文学史的责任不是判人有罪，而是发掘历史上中国人的血性、智慧和不应泯灭的生命”。因而详加描述和赞扬抗战时期在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人物、团体和事迹等，以此作为战后“抵抗话语”的构成以及情感补偿和道义上的精神支持。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那场战争中被占领区域内中国人民的屈辱经历和体验就被抹杀了。曾经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诗人阿垅幸存下来后，几经周折，到西安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创作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南京》，后获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在举办的抗日征文一等奖，结果因为“太真实、过于血腥、渲染了战争恐怖，易产生引导民众仇日情绪之负面作用”而被封杀。
　　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关于那场战争，无论是“个人”的或是“集体”的论述，无论是“台湾中心”的还是“大陆中国”的论述，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东亚”的论述，就因为本来就存在“复线历史”，这些叙述都给我们研究“二战”中国历史提供了多层、多点、多角度透视的新视角，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产生更丰富的理解，能够心平气和地去讨论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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